陈东敏：华丽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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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南 方

□陈东敏简历

著名凝聚态实验物理学家。1957年3月24日生。日照黄墩陈家沟村人。1981年山东大学光学系毕业，通过我国首届CUSPEA选拔考试赴美深造。1987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美国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获博士学位。1987-1989年为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后。1989至2004年为哈佛大学Rowland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行政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米量子物理实验室负责人。2004年迄今应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教授，兼任北京国家凝聚态实验室(筹)主任和固态量子计算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实验凝聚态物理，半导体物理，纳米材料与结构的量子行为，自旋电子与分子电子学；固态量子计算器件物理;表面与真空物理;扫描探针显微技术;高密度CMOS-MEMS集成的微系统工程学。

四十几岁才开始创业的陈东敏比已经下海十几年的老板更具有领导者气质，从“科学研究工作做得很好”的哈佛教授转做公司老板的陈东敏比企业家同行多了一种技术专家的身份，在美国生活20多年仍乡音不改的陈东敏2004年跟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际量子结构中心，开始了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鼎力支持，因为他深谙科技的力量，更因为他深爱祖国。

陈东敏，1957年3月生于革命家庭，父亲陈维仪是日照南下干部。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农场插队生活，1977年到了山东大学，侍仗自己异于常人的勤奋和聪颖被学校“呵护疼惜”，大四上学期翻遍图书馆里的译文杂志学习专业英语单词，两个月后参加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考试，四张英文试卷做完后，他成了天津赛区唯一一位被录取考生……他从来都不是在自己既存思想考量范围内发展自己的人生方向，但都是各个方向上的人精和领跑者，不管他在做什么，不断学习始终是他坚持不懈的生活方式。陈东敏对自己的定义仍是“一个学者”，他用他那些事关科学的思考和严谨认真的态度来认识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别人叫的最多的是“陈老师”。

从科学研究到项目开发

陈东敏是中国第一批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留学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总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不断变化自己的学习方位。1981年获全额奖学金，提前半年从山东大学光学系本科毕业，赴美国纽约市立学院(CCNY)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83年夏进入纽约长岛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从事题为“A2D-A C A R StudyofP osi-tronInteractionswithSurfacesofAluminumandSilicon”的博士论文研究；1987年春获博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物理系在Golovchenko教授组里从事博士后研究，创建哈佛大学的第一个超高真空隧道电流显微镜(UHV-STM)实验室，揭示了半导体表面及分子外延生长原子尺度的若干新物理特性和现象；到2002年，他已是哈佛大学Rowland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2002年，正在度学术休假年的陈东敏碰到了转变自己人生历程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这位教授的启发下，陈东敏重燃对工程的兴趣。“我在研究中也做了很多工程的事，比如曾经自己动手做了超高真空隧道电流显微镜，只是这些设备用途比较专一，没有产业化。”他决定去硅谷看看。

在陈东敏眼中，上世纪80年代培养了一代人对于科技探索的巨大热情，“那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年轻的国家在科技现代化焦虑中的本能反应。”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四十五岁的陈东敏开始深层思考“在如何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国家近年来虽然一直在呼吁，但不是很成功”。

陈东敏曾长期从事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工作，他语气平静，却内容宏大而充满激情。陈东敏认为，做一个纯科研工作者，不如做工程有意义。“当时，科学家们提出用纳米器件来解决摩尔定律的极限问题，也就是说硅器件尺寸小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量子效应，而我已经作了很多纳米器件材料的研究，我想能不能不追求纳米器件的大小，而追求它的功能呢？比如除了硅芯的逻辑运算功能外，再赋予它新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功能，这应该是纳米器件的另一个发展方面。”他回忆道。

陈东敏的想法，是将机械做到半导体大小的尺度，与半导体集成，变成微机电。“这个概念推出来后，硅谷的风险投资商非常感兴趣，果断投了这个项目。”2003年，利用这笔投资，他们在硅谷创办了明锐光电公司。

“当初，我是想借用这个机会真正在接近半导体器件极限时打出一条新路，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功能材料集成到半导体器件上，再利用积累的经验，回到哈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没料到公司发展很快，总共融进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而工程也比想像的更困难。

据陈东敏介绍，他目前还在做公司的技术总裁，帮助解决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感觉到了硅谷创业的生命力，学到很多东西，经历了从概念到技术、从产品到公司的过程。”

从项目开发到产业孵化

进入2004年，陈东敏做出了职业生涯中具有转折性的决定。2004年5月，他辞去哈佛大学职务，将实验室全部搬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国家凝聚态实验室(筹)主任，和固态量子计算实验室主任；2007年1月，他参与创办中科院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出任首任执行院长。“这以前我对中国科技产业化的认识其实是朦胧的，是在20几年基础研究和一年多的科技创业的滚动中形成的，并不完全和彻底。”

自2004年顶着凝聚态实验物理学家的名衔从美国归来，陈东敏五年来参与社会的身影已经远超出他的专业领域。他认定教授的责任更在于把大学搬到社会上去。与他交谈，每每觉得其振振有词的表相之下，其阐述中国科技产业化发展现状和出路的种种分析声中，触及的似乎更是今天中国的科技现实。

他仔细研究了国家的知识创新政策、技术转移和产业化现状、风险资本对高技术创业的投资等相关领域——— —— 中国的科技产业化虽会遇到过不少的问题，但他怀有信心。

也由此，陈东敏在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乃至产业化摸索的进程中，开始有了“建设一种创业文化主导的新孵化平台”的想法。他根据自己在北京看到的一些产业化情况，并结合自己在硅谷的创业经验，成功取得了苏州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为他们提供启动经费、场地和最好的政策支持。终于，苏州技术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在研究所之外运作一个完全以产业化研究为目标的机构没有先例，陈东敏介绍说“我们这个平台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想克服中国科技产业化初期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组建团队，引入、孵化项目，最后将它推出去，建设一种创业文化。”

在这里，考核不以文章或专利申请数为标准，而是可产业化的技术和工艺，如果是专利，则必须是可卖的专利。陈东敏强调，“我们从物理所申请了一批创新岗位，吸引海内外有工程经验的人，以他们为研发主体，与科学家配合，强化工程管理、研发的理念，提高技术转化的成功率。”

他将科学家特有的“运营”思维总结整理出一套“平台论”，并在苏州技术研究院付诸实施。陈东敏的“平台论”有着一些崭新的理念，首先，打破院所界限，结合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和人才、政府与社会资源，推行高效益、高效率的孵化模式；其次，开发技术产品和建设团队并重，实施知识产权、产品技术、管理和技术团队为一体的产业转化；第三，强调科学的激励机制，充分保障知识产权、投资方、技术和管理服务团队各方的合理利益分配；最后，采用项目滚动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陈东敏认为自己没有彻底完成一个科学家向生意人的蜕变，“天生就是学者，还是认为学者气质是最高的气质。”几年间，他要面对的一个课题都是：怎么完成职业的调整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从前的科研思考，变成了每天要不断地计算：投入的程度、如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研发的成本……采访当天，陈东敏就要奔赴苏州。苏州技术研究院在首任院长陈东敏领导下，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成功地吸引了一些极具市场前景的高科技项目：碳化硅单晶生产与加工、便携式投影仪、抗菌光敏保健品、自发光式投影显示技术以及蓝光光盘库项目等，并提供“天使基金”支持一些初创公司的发展。如今，苏州技术研究院已吸引到了一批创业领军人才，其中11位是博士，分别在中科院、哈佛大学、泊克利大学、GE、PHILIPS等公司担任过重要的研发职务，他们开发的项目都具有创新技术和较大的市场前景为背景，拥有七十多项国际专利，资产总评估已达8500万元。

作为第一任院长，他思考了很多，比如在一种巨大的发展转型期间，如何建立起一种中国人的科技产业化主干体系和创新体系，能被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和公认，同时又能引导中国在未来自主创新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责任是将苏州技术研究院带到一定的成熟程度。这是我很有信心和热情做的一件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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