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崇拜的三位老师

■世平教师节就要到了，退休后受聘于微山湖医院正好和我当年执教过的县一中一路之隔，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的三位最崇拜的老师。

当然首推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

那应该是我这一生听的记忆最深的课！他老人家给我们讲的是先秦文献学。三十年前的大学讲坛，可是各领风骚的。那时还没有什么“课件”，有的教授戴了带挂带的金丝眼镜，携了厚厚的讲义，有的抱了厚厚一摞大小“经典”……当然也不乏滥竽充数者：拿了厚厚的讲义只会去念……

而来教授一步上讲台就凸显了他的另类：他西服革履，腰身笔挺，手里连一本简单的讲义都没有，像到朋友家中做客，轻轻松松一步走上讲台说了句“今天我为同学们讲先秦文献学”便开始了他抑扬顿挫的讲授。来教授虽为江浙人，而普通话却讲得很好。整整三个下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手里只拿着那时大家都用的像如今的名片大小的知识卡片作“道具”，但课后看看，他老人家所引、所诵的史料、诗文竟无一处谬误，听后让人从心底不由不赞一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特别是他给我的简单提示更让我受益终生。我们学校后面就是一座不是太高的名为“钓鱼台”的小山，早晨我去晨炼的时候正好巧遇来先生，出于崇拜，便请教他老人家，作为文科生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于我的问题他愣了愣，当即作了回答：“读什么书，我不好给你定，但怎么读我倒可以给你做个提示：那就是要做到眼勤、嘴勤、脑勤、手勤！”

结果，就是这么四勤可谓让我受益终生！

想想不是吗？读书时只要做到眼勤读，嘴勤问，脑勤想，手勤记，日积月累有什么书读不好，读不透，读不精呢？

我所崇拜的第二位老师当数著名数学家、后来的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先生。

也许热心的读者会问：你是学中文的，怎么会去听一位数学家的课呢？

说起这话你就不懂当时的历史，我是恢复高考第二年参加高考的，那时百废待兴，物极必反，一下子从“知识越多越反动”中解放出来，一切都在“抢救”，特别是知识，于是学校就想着法给学生开阔眼界，遍请名家为学生做专题讲座。那时潘承洞先生已是山东大学副校长，正值英年，高高的个子戴一副深度眼睛，四十多岁，博士生导师，在当时可是少见的！加上知道是他研究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5，1+4”，和陈景润系同门师兄，听说他来讲学，你想谁不想亲自聆听大家的讲座？因而整个中文系的学生一致要求旁听，结果学校只得把课堂安在能容纳两千多人的餐厅里。

三十多岁的朋友还应该记得，前几年的高中课本里是有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只要上点年纪读过高中的差不多都知道关于陈景润的故事。多少外国数学家都没有攻克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咱们的陈景润先生率先研究出了！

大家就是大家！“哥德巴赫猜想”，在陈景润之前世界那么多的数学家都没有攻克，是咱们中国人攻克了，这本身就是个骄傲，何况她的攻克者的同门师兄就站在讲台上！

讲课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这一点在潘先生的讲座中最能体现，虽然他的扬州普通话已经讲得很地道了，但是当他得知听课的有中文系的学生后，讲课时仍就特地把语速放得更慢，加上把高深的数学命题讲得深入浅出，以至“浅出”到连餐厅几个炊事员都听到自始至终！

说到我所崇拜的第三位老师，其实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我的中学数学老师。

但是，别看名不见经传，他在我心目中却是印像最深。可以说他的讲课水平影响了我一生：我没读过高中，初中毕业十六年后能考进大学，高考中数学考了51分，不能不说就是我这位数学老师的功劳！

我的数学老师姓李，人清瘦清瘦，那很“绅士”的眼镜后面，时时总透着睿智的光，我们背地里总称他为“三个三”老师。他上课从来不带什么课本、讲义。总是倒背着手而来。左手捏着三角板，右手捏着三根粉笔，从走上讲台起即开始讲课，中间不让你闲着。三根粉笔用完，离下课还剩三分钟打住。你整理课堂笔记，你做作业，你预习新课，他不管，反正时间是留给你的！

有这三位老师在心里，虽然不再执教，但还总是要关心着教学改革。说起来这些年老师们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是我耳边老回萦着我们当年一位教务主任的话：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一缸水，就甭想自如地倒出来一桶水！

可见，怎么样教改都行，关键是为师者，先要做到世事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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