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娟
山东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肇始,“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作为北宋理学先驱,以泰山书院为依托,讲学授徒,声名远播。四方学者慕名前来求教切磋,逐步形成“泰山学派”,对山东地区的儒学传承和乡风淳化起到很大作用。
最早来到泰山书院讲学的是孙复。孙复(992年-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因长期在泰山讲学,时人尊称“泰山先生”。孙复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不顾贫寒,饱读诗书,一心立志求学入仕,却接连三次考场失利,苦不堪言。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回南京(今河南商丘)为母丁忧,并应邀在应天书院主持教务,见到了流落至此的孙复,谈话数语,受益良多,当场资助千钱。为了让孙复安心求学,范仲淹又推荐他在应天书院做职事,一边干活一边学习,这样不仅衣食有了着落,还有能力赡养年迈的母亲,孙复甚是感激。应天书院坐落于南京繁华的闹市之中,藏书数千卷,文化精英相聚于此,天下学子仰慕皆归之,盛极一时,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下,孙复跟着范仲淹攻读《周易》和《春秋》,为日后讲学打下基础。
1028年,范仲淹丁忧期满,回到京师任职,孙复随后也离开应天书院。1034年,孙复第四次赴开封参加科举考试,不幸在殿试时落选,未能得到官职。此时,孙复满腹惆怅,经人介绍认识了南京学官石介。石介推崇孙复的学问和追求,邀请其到泰山书院讲学。泰山书院处于泰山凌汉峰下,雄浑肃穆,钟灵毓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帝王在此进行封禅和祭祀,文人雅士亦喜好来此游历。泰山书院,算得上是一个追求圣人之道的最佳去处。对孙复来说,虽然生活清苦,精神上却是执着充实。
经过大半生的努力,孙复的才学终被认可,在石介和范仲淹的推荐下,50岁时得到国子监直讲一职,1044年,宋仁宗赐孙复五品服。孙复在当时以讲《春秋》著称,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春秋尊王发微》12卷。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为“尊王”确立大义名分,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怎样才能做到“尊王”,使诸侯和大夫不得随意破坏礼乐传统制度。这部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治世之道”多有发挥,引起了宋代学者对《春秋》的重视。
石介(1005年-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今泰安市徂徕镇)人。进士及第,为母守丧期间回到徂徕山,拜孙复为师,于泰山书院读书讲学,因其品德高尚,从学者甚多,世称“徂徕先生”。石介刚直不阿,愤世嫉俗,是三位先生中个性最鲜明的一位。其年轻时在应天书院跟随范仲淹读书,刻苦勤奋无人能比,26岁即中进士甲科,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等职。宋仁宗宠幸美女,不理朝政,石介上书直谏,由此惹怒仁宗。1043年,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石介积极参与,写文章批评夏竦等大臣,被卷入朋党之争,成为保守派的死敌。
在维护儒家道统面前,石介又如堂·吉诃德一样冲锋陷阵。对石介来说,承续儒家道统比一日三餐更重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每一日都吟诵于口;“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每一刻都记挂在心。他推崇韩愈力排佛老的决心与胆识,也撰写《怪说》《中国论》等文章批判佛老,大胆揭露佛老的妖妄怪诞、淫巧侈丽。“道大坏,由一人存之;天下国家大乱,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诸侯竞,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孔子殁,杨墨作,道大坏也,孟子存之。”(《徂徕先生集》卷八《救说》)孟子之后,佛老的盛行使道统遭到破坏,石介将维护道统视为己任。
除了排斥佛老,石介的思想还表现在通过儒家道统为“君统”正名。他说:“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无他道也。”(《徂徕先生集》卷十三《上刘工部书》)石介认为,君统与道统同样重要,都是由天地万物的根本“道”来统摄。他又说:“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徂徕先生集》卷二十《移府学诸生》)经过这样推理,将“道”贯穿于君统、道统、礼乐等一切之中。尽管思想粗糙,没有细致展开,但也具有了理学思想的端倪,“道”成为后来宋代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
1045年,石介因被人陷害遭到外放,精神上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去世时仅有41岁。欧阳修与石介是同年好友,闻讯石介被迫害致死,悲伤不已,“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他对石介“刚正直烈”的性情非常敬佩,在其撰写的《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中称赞其有“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的勇者气概。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祖居陕西安定堡,世人尊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不同的是,胡瑗出自官吏家庭,家族世代显赫,但至其父亲胡讷时,仅为宁海节度推官,俸禄较少,家境逐步沦落到无以自足的地步。据《安定学案》记载,胡瑗年轻时前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一起粗茶淡饭,勤学苦读,终夜不寝,十年没有归家探望亲人。每逢收到家中来信,匆匆看到“平安”二字,便将书信投到山谷中,唯恐展开细看搅乱了读书的心境。后人为了纪念胡瑗,在他投掷书信的地方立起石碑,取名“投书涧”。
学成后,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在江苏一带讲学,于泰州建立安定书院,传授儒家经术。范仲淹对胡瑗十分敬重,视为知己,并多次举荐其入仕为官,胡瑗先后任职太子中社、光录寺丞、天章阁侍讲等,最后主持太学。胡瑗是三先生中授徒最多的一位,传说弟子数千人,对当时的学风深有影响。正是在他主持太学之时,遇到18岁的程颐,两人相谈甚欢。程颐性格孤傲,称呼自己的老师周敦颐往往直呼其字,但是对胡瑗却是极为尊敬,一直以“安定先生”相称。胡瑗教学二十年,实行分科教学,分出“经义”(学习六经)和“治事”(致用之学)两科,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被命名为“苏湖教法”,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分科教学的先河。后来,京师太学也采纳这一教学方式,并称之为“太学法”。
胡瑗关于《春秋》《周易》《中庸》《尚书》等经典多有论著,大都已佚,仅留下《月河精舍丛钞》中的《安定言行录》和《宋元学案》卷首的《安定学案》,以及《四库全书》中的《周易口义》可考。他的学生徐积谈到:“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安定学案》)胡瑗坚持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试图从理论上梳理人性善与情欲之间的关系,依据人性善等道德原则去齐家治国。(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卷)从胡瑗的著述中,也可看出理学的端倪。由于孙复、石介、胡瑗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所以在学术史上仅作为儒生来看待,并未被列入儒家道统之内。
经受佛道冲击而日渐衰微的儒学,在“宋初三先生”这里汲取到新的营养,产生了理学体系的萌芽。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贡献,在泰山书院设立“三贤祠”供奉孙复、石介和胡瑗。正是泰山的钟灵、仁厚、雄壮铸就了三先生的儒者气质。在这里,我们可以追寻三先生道德学术的踪迹,可以感受到他们立志向学、安贫乐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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