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毕竟是书生

《童书业传》童教英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本报记者曲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辉煌时代,童书业与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杨向奎共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年适逢童先生去世五十周年,他的女儿童教英出版了《童书业传》修订本,回顾父亲在艰辛中刻苦治学的往事。

>>怀赤子之心的史学界奇才

1908年童书业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书宦世家。作为家中的嫡长子,他备受呵护、宠爱,但长辈在其读书方面却要求甚严。童书业早年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教育,一边学习经史子集,一边学诗学画,因此具备极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五四运动后,许多同时代的学人沐浴着新式教育甚至留学国外,他还一直熏陶在传统学术之中。其间也曾尝试过入新式学堂,但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累计不过三年时间,28岁时获得的一张京华美术学院肄业证书成为他唯一的学历证明。

童书业以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本领被称为史学界的“旷世奇才”。他的老师顾颉刚曾这样评价他:“丕绳(童书业字丕绳)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就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史念海在北平禹贡学会时,曾与童书业一同赴张国淦家宴,席中张国淦偶然问起《尚书》中某几个字,童先生马上说出该书中共有若干,接着又举出某篇有几个,在哪一句中,说得完全正确,举座皆惊。

不仅幼时背熟之书始终能背诵如流,就是新书,童书业看过一遍,不做笔记,就能说出全书要点,看过几遍就能背诵。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也因此他终身少有日记、笔记等文字材料。

在童教英看来,父亲确实有些令人诧异的天分,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一投入,就会有令人感叹不已的成功。上世纪四十年代,童书业的研究兴趣转向古代经济史和货币史,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验证。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常州,物价上涨而工资低微,为了维持五口之家的生存,特别注意物价。童书业每月统计物价,发工资后就按其统计表买最便宜的货物,节约了大笔开销。别人也跟着他买,非常灵,他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童半仙”。抗战胜利后童书业到了上海,曾帮做黄金生意的朋友统计黄金价格,找出金价波动规律,做出的结论百发百中,朋友发了大财。

童书业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对人情世故惘无所知,自幼至年老未脱赤子之心。在与人交往中,他从来都不会用心思。那些向他求助的人,包括那些身家比他富裕的,看见他刚拿到稿费而来“求济”,他都给予无私的帮助。他只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即使是那些在运动中对他视若仇敌、咬牙切齿地口诛笔伐,运动后又跑来跟他“讨论”学问的人,他也真诚地倾囊相授,“人家来谈学问,怎好拒绝”。

>>对顾颉刚、吕思勉、赵俪生的精神依赖

童书业自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婚后外出时由仆人叫车,付好车资,车夫拉他上班。下班叫车回家,仆人在门口接他,付车资给车夫。偶尔自己付钱叫车回家,家中人即称:姑老爷真能干。女儿童教英发现,父亲的依赖成性更突出表现为与外界打交道时对人的依赖。

他遇事常有退缩,而依赖他人,长期如此,养成了依赖性,“只要有人可依赖,他就会像小孩一样依赖过去”,外出谋生每至一地总要依赖一人,顾颉刚、吕思勉、杨宽、杨向奎、赵俪生都是他生命历程中深深依赖之人。

吕思勉一涉及学问即侃侃而谈且不修边幅,与童书业之不修边幅、在学问上谈锋甚健及后来关注理论都颇相投合,所以两人一见如故。1945年之后,童书业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离吕思勉家很近,他做学问一有心得就去吕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吕思勉边吸水烟边耐心地听,常常谈到深夜方休。

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童书业与赵俪生夫妇谈得非常投机。据童教英观察,赵俪生与父亲有很多共同之处,如聪明、敏感、颇有名士风度,研究学问专注,有所得能自信地淋漓尽致地表达,不甚顾及他人的感受等等,但赵俪生更胆大、自信、执着,于是童书业便把同样敏感多疑却敢于爆发的赵俪生当作“保护神”了,以至于“几天不见赵,就很难过”。赵俪生在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对两人的交往有所记录:“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一直谈下去,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过小事故,有时迷路,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厌烦他谈学问,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听他谈,所以他认我二人为终生好友。”1957年,赵俪生从山大到兰大,童书业想跟着一起走,未获组织批准。第二年,赵俪生被山大“追认”为极右分子,从兰州被押解回青岛定罪,一天清晨,赵俪生听到过道传来哭声,朝门口望去,只见童书业背对着门、头抵在对面的墙上掩面而泣。赵俪生女儿赵絪在《孤灯下的记忆》中写道:“他们一个是必须划清界限,不敢进门；一个是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两个怯弱的老友就这样一个在门内伤感,一个在门外恸哭,以此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晤……”

自从读了顾颉刚的《古史辨》,童书业便决心“治经史渐取古史辨派门径,以顾颉刚先生为私淑之师”。顾颉刚的旧学根底极深,进行的又是古籍、古史之考辨,与童书业所具有的传统学养一拍即合,1935年6月至次年9月曾邀请童书业到北平做他的“私人助理”大约两年时间。因生活安定、图书丰富、师友皆为专心治学之人,且无任何世俗事务相扰,不谙世事、无力应对人际复杂关系的童书业得以全身心沉浸于学问中,这短短的两年可谓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其间除了按计划编《尚书通检》外,还帮顾颉刚编写其在燕京大学的春秋史讲义、编辑《禹贡》杂志、搜集和起草《中国疆域沿革略》等。除此类合作外,更多的是合写文章,往往在交谈时,两人观点颇相投,即由童书业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然后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顾颉刚还经常请童书业为自己的文章做序或跋,帮助童书业树立在史学界的地位。此后,两人相聚时间不多,最高兴的是1956年至1958年顾颉刚在青岛长住期间,两人一起吃饭、看戏,更多的是长谈,长谈内容除学问外,更多的是顾颉刚以其平和的性情及对人事的洞察为童书业解除一些顾虑。至于1952年童书业的自我批评文章《“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中一笔抹杀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顾颉刚在日记中既说文章“给予无情之打击”,又表示谅解,“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1965年冬顾颉刚因病住院,于手术前给童书业的书信中嘱托:“平生积稿,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1972年童教英将父亲遗稿《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寄请顾颉刚审阅时,他回函一口答应,同时悲叹,原拟童书业为他清理遗稿,不料反替童书业整理遗稿。

>>身心重压下的晚年

童书业的研究涉及古史、古籍考辨、古代历史地理、古代经济史、古代瓷器史、先秦思想史、历史理论、中国美术史等领域,对宋史、明史也有涉历。

抗战前童书业就开始了绘画史方面的研究,他通过大量的考证辨伪,揭示出中国山水画发展的真实进程,并详细辨析各代名家画学渊源,创中国山水画南北论派,并将该理论不断发展丰富,《南画研究》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大成就。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对瓷器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整理出了一部中国的瓷器史,订正了许多影响很大的传统伪说和讹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童书业在精神病研究方面的成就。时常迷路、不修边幅等外人眼中的“怪”行为,他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别人看我已是中年人了,而且也有相当的知识,能够教书,能够研究,并能够著书,是个胜过常人的成人。殊不知我的心理有一部分(多在人情世故方面)和小孩子还差不多,一个大学教员而有小孩子的脾气,怎会不‘怪\’呢?”他自幼年就患有类似强迫观念症的精神病,他的神经极为脆弱,生活略有波动即会有所反映。1946年,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将他压垮,导致强迫观念症发作。怕失业、怕生病,见到消瘦的人咳嗽就以为此人有肺病,赶紧躲开,最后连公共场所都不敢去；怕自己晚上梦游,起来做坏事或剪掉文稿,睡前让别人将剪刀收好并将他的双脚用绳子捆在床上。后经人介绍认识著名精神病医生粟宗华,两人从医生与病人关系渐进到精神病研究之同道、至交。为了治疗自己和他人的精神病,童书业又去钻研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出版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此后研究、治疗他人仍不断深入,甚至写就《精神病诊断学》一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夹在不解与对共产党完全信任之中的童书业,承受着自以为有“反动思想”的沉重精神压力,强迫症再次发作,敏感、神经质乃至强迫观念症所产生的一系列自知力甚强却难以自制的事,都和思想问题搅混在一起,以致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

他曾对历史系总支书记说,如果敌人来了,抓住他,要他带路到总支书记家,他是会去的,但走到窗下,他会拼命咳嗽,以此报信,请总支书记听到后赶快躲开。他对医生用药都怀疑,怕医生知道他的反动思想,防止他投降先毒死他,因而每次用药自己先检视一遍。

1965年春夏间学校已不再安排他上课。他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主动要求用胰岛素低血糖疗法,这不成熟的治疗方法激活了他原本钙化的肺结核病,出院时已骨瘦如柴了。

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还介绍一些患强迫观念症的病人给童书业,这些病人在与他的交谈中懂得了病理并在他的鼓励下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病情或多或少地缓解。童书业终于在不容他教书的时代找到一种于人有益的事来做,颇感欣慰。他不仅写文章,而且想改行做精神病医生。

1967年12月底,童书业外出给人治病,忽遇寒潮降温,受风寒后感冒发烧,诱发肺气肿,未得到及时医治,于1968年1月8日逝世。

童书业的六十年人生,历经失业、战乱、经济困顿、精神重压、疾病,在炼狱般的生存环境中执着地做学问,用生命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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