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考古学：未来的考古学家如何看待我们和当下？

文 / 徐坚（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未来还有考古这种活动吗？还有考古学吗？还有考古工作者这种职业和从业人员吗？

如果未来还有一群人能被称为考古学家的话，他们会怎样看待当下的我们和时代呢？

2018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人工智能将给职业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很多如日中天的行业前景黯淡、岌岌可危，令处在社会边缘的考古学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是，考古工作者被认为是最难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之一。立竿见影，今年高考前预测的中学生最青睐的专业排行榜上就看到了考古学的身影。不过，有人隐隐担心，考古看起来像是一种资源依赖性活动，就像捕鱼或者采矿一样，会不会有一天资源耗尽而无以为继？会不会有一天，考古学家无古可考？世界上只有一个图坦卡蒙，也只有一个万历皇帝——当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于1922年打开图坦卡蒙王陵，当定陵于1956年被发掘，无论当时的发掘多么令人抱憾，都没有任何考古学家有机会重新发掘了。这些极端的想法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但考古、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确有关系。不过，对于未来是否有古可考，我一点都不担心。图坦卡蒙王陵墓外，1922年。（资料图）

首先，考古不等于挖墓。墓葬并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材料的全部，准确地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尽管发掘墓葬，尤其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墓葬，可能激起巨大的社会回响，但是，大部分考古学家从日常处理到终身研究的都不是墓葬。考古学研究人类遗留的物质材料，其中绝大部分是大众的、群体性的物品。和特意埋藏相比，随意遗弃物垃圾才是考古学材料的主力。作为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一，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就在图森市的一个个街区里对扔弃垃圾的居民及其行为进行跟踪、访问和统计，以此理解早已消失的人们的行为和认知。拉什杰提出，考古学应该主要就是垃圾学（garbology）。

其次，考古材料的范畴是不断扩展的。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学者目睹了曾经代表工业革命的光荣的物件、机器、建筑迅速地从生活之中消失，这本是他们最擅长保存和研究的，但传统陋见一度束缚了他们的手脚。60年代在尤思顿车站（Euston Railway Station）的翻修过程中，曾经矗立在车站门前的尤思顿门被拆除。这起事件曾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其直接结果是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应声而出。

 尤斯顿火车站位于伦敦西北，1837年建成通车，设计精美简洁、多立柱式的拱门成为象征，被称为“英国希腊复兴的最高杰作”。（资料图）

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家正在目睹各种20世纪遗产的迅速消失，也在陈旧的学科边界内苦苦挣扎，也许很快我们就能听到这片土地上工业考古学的啼声。考古材料不仅会沿着时间轴线纵向增长，还会沿着空间轴线水平扩展。这多半是拜同时代的其他学科、学者所赐。随着骨骼分析、孢粉分析、植硅石分析、同位素分析等手段融入考古学中，考古材料出现了环境遗存的类别。所以，考古材料不会枯竭。

但是，材料并不足以界定学科，未来还有考古材料，但一定有考古学吗？1922年11月4日，蹲在打开的图坦卡蒙陵墓石室门口，卡特很久才说，“我看到了很多东西”。这句话表明，卡特是探险家，却不是考古学家。“考古学不是看见，而是发现”，或者说，考古学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发现，而是智识意义上的发现。它需要以考古资料为跳板，提出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洞见。

考古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古”并不是考古学的必要条件，相反，它的独特性是物质性，因此，考古学就是物质文化研究。考古学并没有背上年代枷锁，它既是历史学，又是人类学。相对于在人类学中与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旗鼓相当的地位，考古学尤其应该警惕在历史学中，它不应该沦为文献历史的注脚。无论是“物”还是“文”，都是讲故事的素材。1983年，在广州城北象岗，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室墓葬。根据棺内金印，墓葬主人被推定为南越国第二代君主。然而，这座墓葬并不能证明或者补充《史记·南越国列传》，相反，文献和考古分别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文献记录了中央和北方俯视视角下的岭南政权，而南越王墓则是南方蛮夷对自身传统和与汉王朝的法统及伦理关系的表达。考古学和文献史学如同一首乐曲中的不同声部，强行插入甚至替代只会导致跑调。

考古学不仅有独特的材料，也有独特的尺度。1850年前后，以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的“三期说”为中心，独特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建立被视为学科独立的标志。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几乎覆盖了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和英雄人物的时代，而在这些时代之前，考古学独立贡献了构成人类历史的99%的段落的石器时代。“三期说”建立在器物的形态风格变迁上，暗示了群体视角和底层视角。所以，物质主题、长时段年代框架、群体视角界定了作为学科的考古学，使考古学尤其擅长于展示人类的大历史（big history）；同时，物质性和基层性特征又能揭示出人们习而不察的侧面或复杂多变的深处，使它也善于展示人类的深历史（deep history）。汤姆森（Thomsen Christian，1788—1865)，丹麦考古学家。首先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技术发展的 3个阶段。（资料图）

然而，即使考古学的确是一种学术追求，也不必然保证未来一定还有作为专业的考古学及其从业者考古学家。未来还有考古学家吗？这实际上是在问，未来还需要考古学吗？未来的考古学家如何满足社会的需要？一种回头看和向外看的学问能怎样帮助我们向前走？的确，考古学不能预测未来，但是有助于理解未来。

一方面，考古学提供一种超越一代、数代人，甚至数个王朝的宏大视野。另一方面，正是在对潮流的深层观察中，考古学家注意到，任何时空的潮流都不是单调的，每个关口的选择都是多元的，只是不合时宜的潮流、未被青睐的选项都只留下微弱的声音，而且常常采用文献书写之外的方式。所以，考古学有助于理解过去曾经面临的可能和抉择。从这个角度上看，考古学实际上是过去的未来学。

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确信，未来有确凿的考古活动，有自成体系的考古学科，还有具备社会责任感的考古学家。

未来的考古学家会从我们继承、改造和遗留的物质中读出什么？虽然我们无法预料未来的考古学家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和得到的具体发现，但是，我们知晓他们的技艺，也就是理论和方法，因为这是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让我们和未来的考古学家不至于陌生的根本原因。让我们展望未来的考古学是如何沿着推理阶梯一步一步揭开当下时代的面纱的吧!

首先是生计考古学（subsistence archaeology）。生计考古学是关于古人如何从环境之中获得食物和其他资源的考古学。最初，生计考古学关注狩猎—采集社会，后来扩展到其他更晚、更成熟的社会类型。简而言之，这是关于温饱的考古学。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从骨骼、工具到空间的很多层面知晓过去。直到20世纪末期之前不久，人类一直生活在饥馑的恐慌之中，然而饥馑的记忆却迅速消失了。从骨骼测量上看，在统计学意义上，人类的平均身高稳定增长，平均寿命不断提升。骨骼附着的组织分析显示，人体肌肉越来越少，脂肪含量越来越高。病理组合也在发生变化，营养不良逐渐消失，肥胖成为现代病症的主要因素。在今天的世界里，有十分之三的人口面临肥胖或者超重问题，但也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挨饿。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是通过摄入食物的分析判断人的归属的方法，在未来考古学家看来，这种方法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当下这个时代的食物已经充分全球化了，可口可乐已经覆盖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从工具上看，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种觅食工具曾经是每个人或者每家每户不可或缺的器具组合，甚至晚到20世纪，即使在城市家庭的生活空间里，仍然可以见到农具和各种加工工具。但到了20世纪末，它们就在很多人的物质组合中消失了。在空间和建筑上，在最早、最小的采集—狩猎者营地里，我们可以发现形态特殊的建筑——粮仓，这是生计策略上的后勤设施。从最简单的环壕聚落中的粮仓，到历史上长安、洛阳城内城外的国家粮仓，到20世纪中国的国家储备粮仓和国营粮店，脉络清晰。但是到20世纪末，在未来考古学眼中，这个系统溶解在了社会体系之中。虽然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会对“西瓜自由”和“猪肉自由”忧心忡忡，但是生计考古学已经给出一个更乐观的答案。

走出个人，我们走向家庭。家户考古学（household archaeology）以家户为单位，通过研究其建筑、物质、社会经济结构，计算一个家庭的物质和空间，从一个社会细胞里观察社会。

我曾经在半地穴房屋里观察古人遗留的器具组合，也曾在汉代墓葬里观看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的形状。我也曾经记录在大理洱海中的一个岛屿上，家户的物质组成及历史变迁。观察20世纪的家户时，未来的考古学家会注意到一笔有趣的资料。20世纪末，不少摄影师都先后拍摄过不同家户物质组合照。考古学分析告诉我们，样本有偏差，物质占有更多的人有出镜顾虑，即使拍摄者天然具有多元关怀和草根情结，结果仍然鲜明。家户物质组合数量显著增长，物各有其用，功能指向性越来越强，谱系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天南海北的差异在缩小，个性化制品和在地适应性产品在减少，制式产品成为主流，这是强大的社会生产和商业机制在发挥作用。同质化现象令人隐隐担忧。

走出家户，我们便到达聚落。从三五家户的荒村到大都市，甚至以河流串联或以山地为屏障自成系统的，都是聚落。聚落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以完整地揭示聚落的文化机制为目标。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发现，当下最大的变化是小型聚落数量锐减、功能衰竭，人口显著地流向大型甚至超大型聚落。

大型聚落，容纳上千万人口的超大聚落是20世纪的一大独特景观。大都会有大都会的难处，“逃离北上广”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很早就有人慨叹过“长安居，大不易”，但是20世纪的大都会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容纳下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不愿逃离，甚至不想逃离。未来的考古学家会认为，历史上的聚落从来没有如同20世纪的大都会那么大、那么厚。1863年，伦敦大都会地铁开通，依靠蒸汽动力的地铁当年就提供了950万人次的运力。1885年，在钢铁工业的帮助下，美国芝加哥建成高达42米，共10层的家庭保险大厦，城市的天际线从此改变。但是，从聚落的机理看，未来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会觉得当下的大多数聚落非常乏味无趣，因为它们曾经拥有的特色在迅速消失，地方志上津津乐道的“八景”“十六景”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在统一化过程中荡然无存。我的故乡曾经是个城内有坡、有坎、有池、有台的地方，如今也和所有城市一样，成为一张平摊的大饼。芝加哥家庭保险大厦。（资料图）

擅长利用历史长时段概念的未来考古学家在从生计到家户、再到聚落的考古学中会迅速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全球化。而且，20世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一个更大的连续潮流的片段，起步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至18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当下，随着更多的地区被纳入世界体系，文化多样性也在迅速消失。

考古学家习惯利用同样形态器物的广泛分布来侦测政治和文化格局，器物的广泛分布和同步变化被当成关键指标。这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从龙山到商周的强大的国家政权的依据。而这个现象，在20世纪几乎随处可见，在看起来与世隔绝的非洲部落里，也可以见到可口可乐的汽水箱。

正是由于地球在“变小”、时间在“变短”，无论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还是人与人的问题，在15世纪之后都会放大成为整体性和全球性问题，导致问题看起来迫在眉睫和不堪忍受。未来的考古学家会悲悯这个时代的人们，因为在过去的孤立时代，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以迁移的方式暂时解决问题，但在最近数百年，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让我们回到垃圾问题，在过去社会里乃至现代城市里，垃圾移除活动是决定一个聚落可以有效维系时间的关键要素之一。太平洋上的“垃圾共和国”只是困扰了人类上万年的问题的积累和放大而已。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虽然城市革命宣告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主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妥协和冲突早已存在于最早的采集—狩猎经济里。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和平和战争的空间与时间尺度都在增长，至20世纪达到空前状况。20世纪上半叶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口接近1亿。

这令考古学家深思，出现了以集团内和集团间的战争为主题的争端考古学（conflict archaeology），全方位地反思战争创伤，以及避免如此沉重代价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英法和德奥在伊普尔（Ypres）战场旷日持久地对峙拉锯，就在这里，有超过60万人死亡，其中45万人长眠于此地。争端考古学不仅仅涉及战争本身，也关心战争的副产品——占领区的文化以及战争中的平民。就在伊普尔战场上，一度活跃着来自山东的数千中国劳工，我们也计划在此发掘中国劳工营，理解欧战带给遥远的中国的影响。

社会争端不一定都会用如此强烈而有破坏性的方式解决。全球化和同质化会掩盖多种利益和声音，尤其是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物和集体。未来的考古学家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善意地理解历史大势下的抗争者，理解任何历史关口的其他可能性。抵抗考古学（resistance archaeology）就表达了对受压制群体的温情。

在19世纪西弗吉尼亚哈勃港的啤酒厂里，考古学家沙克尔（Michael Shackel）发现了上百个藏匿的啤酒瓶，显然，这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偷偷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以这种方式抵制和对抗资本家的剥削。不过，偷饮啤酒造成事故频发，资本主义系统利用制度化解了对抗。未来的考古学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在21世纪初的中国有种被称为“共享单车坟场”的遗迹，上万辆自行车在几乎没怎么被使用的情况下堆积报废。共享单车是以集体的形式对资本控制下的路权和生活便利权的抗争，但是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二度入侵和污染——资本悄悄地借助草根社会的狂欢和失控，瓦解了抗争。路边大量无人使用的共享单车。（图片来自Unsplash @markuswinkler）

未来的考古学家，从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开始，就一定会熟悉一个术语——革命。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olden Childe）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在1936年《欧洲文明的曙光》第三版中提出的。考古学“革命”指泛社会性范式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的全盘改变。柴尔德认为，人类历史上曾有三次这样的转折，分别是1.2万至1万年前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5000至4000年前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以及最为晚近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按下了工业革命的启动按钮，从此之后的历史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所以，未来的考古学家一定会赞同，我们当下就生活在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范式之中。

在考古学家的长时段视野下，连续性和断裂性一样清晰。未来的考古学家和我们一样，可以清晰地指出，起于200万年前的技术连续性，起于20万年前的基因连续性，起于1万年前的经济连续性，起于5000年前的社会结构连续性，以及起于600年前的思维和意识形态连续性。我们当下遭遇的问题其实都或长或短地和我们共存了一段时间，绝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骤然恶化，我们的应对体系虽然需要调整，却还是运转有效的。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走到另一个考古学革命的关口。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4期，有删节。题图来自Unsplash @lh1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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