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追梦 西安新职业一族扫描

一名环卫工向于吉强投来艳羡的目光刘世汉的患者主要是陕南老乡和以前的工友2004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到2014年，10年间，在我国被正式确认的新职业已有12批120余个。此外，还有大量正在兴起或已初具规模的新职业尚未被收录。在快速发展的都市里，这个熟悉的群体在干着陌生的工种，用自己的才识与忙碌，深深地与市民生活无缝对接，改变着劳动力的节奏和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搭建起新的城市架构。

戴红霞的选择

23岁的戴红霞大学毕业后拿到了教师资格证，目前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幼小衔接班”的老师。按照教育序列，孩子幼儿园毕业后，直接升入小学学习，其间并无“幼小衔接”这个学龄段，但在家长看来，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拐点”。

高考填报志愿时，母亲建议戴红霞将来做老师或者护士，工作好找又稳当，在县城里也能寻个好婆家嫁人。而戴红霞则想知道，“一个孩子的幸福童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作为老师，应该做什么？”就这样，她第一次从商洛来到西安，成为幼教专业的本科生。

她的老家在商洛市丹凤县乡下，步行一小时才能走出大山，每天只有一班公交车到县城，骑摩托车则要跑两个小时。在乡亲们的谈话中，戴红霞知道自己祖上是出过读书人的，伯父初中毕业就回乡当了老师，父亲却因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外打工干着下煤矿，装卸货物的苦力活。戴红霞记得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老师安排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完成。”弟弟在学校调皮，被老师拎着耳朵摔在地上，半个多月扶着腰去上学，父亲看着心痛，还是恶狠狠地回答道：“你活该。”

有一次戴红霞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老师一脚踹在后背，踢出了教室，然后还要趴在窗台上补作业。母亲难过地劝解道：“我去找老师吧，怕以后没人愿意管教你了。”

“老师那一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直到上高中时，只要身后有老师，我就心里发毛，手都不会写字了。”戴红霞现在一点也不恨老师。“但是经常会去想，老师能不能不打骂孩子？师生也可以做朋友呀，作为孩子，多希望老师能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村里的孩子，小时候开始帮家里做农活，都会洗衣服做饭，生活能力很强。现在的孩子整天在上辅导班，上小学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独立上厕所，甚至已经出现厌学情绪。”戴红霞希望通过自己的耐心热情和教育方法，培养孩子在入学前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行为习惯、社交能力、语言表达等生活技能，而不是突击“抢学”文化课，扼杀一个孩子应有的童年乐趣。

外卖小哥的大舞台

“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歌唱在那草原上，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闪烁在那花丛中，啊……卓玛，草原上的格桑花。”夜晚10点钟的西安南门外，远远就能听到男女声对唱《卓玛》。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身着外卖工服的小伙子，在音响边一人演两角。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敞口包装袋，里面散落着一元、五元纸币，袋子前靠着的小纸片上，印着用来打赏的二维码。在众多马路歌手中间，于吉强的行头简单，话筒音响和外卖电动车一起显得有些混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网红。最近几个月，不断有报纸、电视追着采访他，网络上下更是有一众粉丝追随着他，但他不愿成为网红，只想做一个实力歌手，即使他的舞台在街头路边。

于吉强老家在山东省菏泽乡下，从小喜欢音乐的他被父辈们称为“不着调”。

初中毕业后他坚持报考一所音乐中专，烧钱的文艺专业让家里不堪重负，他只好辍学外出打工。

他到过北京、郑州等多个城市，创业当过老板，更多的是下苦当打工仔；上过《星光大道》的大舞台，在工友面前一人演唱流行榜串烧版。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告诉自己要努力成为专业级音乐人。

半年前，于吉强来到西安，找了一个入职门槛很低的送外卖工作，每天早上6点起床等着接单，一直跑到晚上9点才收工，之后，他在马路边摆开摊子唱歌，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距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在西安，于吉强经常要和城管躲猫猫。32岁的于吉强目前依然孑然一身在外漂着，在街头做马路歌手，一个小时能收到打赏100多元；每月送外卖能有四五千元收入，但他感觉自己还需要更多的专业学习和历练。

调查显示，新职业人群的工作强度相当大，平均一周要工作50个小时以上的占比达75.34%，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薪酬和压力并非成正比，让他们感慨赚钱其实并不容易。但有73.67%的新职业人群表示，自己是因为内心喜欢而选择了这份工作。

“我用自己的劳动赚钱，希望更多的听众，喜欢并认可我的歌声。”于吉强跟随音乐节奏放声高歌，沉醉在自己自由的世界里，两名环卫工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一位外卖同行在车上拍了几张照片，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上前微信打赏了10元钱感慨道：“他真不容易，看他的样子比我更会享受生活。我羡慕他。”

“刘大夫”的新梦想

早晨6点的时候，刘世汉所在的城中村已经早早地苏醒过来。戴着安全帽的农民工们相互催促，骑着电动车奔向各个工地。这一切对于刘世汉来说太熟悉了。4年前，他也是拆迁工人中的一员，算是混得很不错的“包工头”。之所以改行，是因为人工正被越来越多的机械所取代，自己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主要还是想做自己小时候就想做的事情。”

刘世汉老家在旬阳县，他从小就对山上的草药感兴趣。记者采访时他打开一个个罐子，里面盛着用土酒炮制的药膏，这些药材全都来自于大山，“有七叶一枝花、四块瓦、羊角漆、鸡血七等20多味中药，老家当地民间流传的土方子散白丹，因为疗效显著，在整个秦巴山区都很有名。”

刘世汉因为家贫过早失学，16岁就出门打工养活全家。在工作中，工友头痛，浑身关节酸痛，或者患上了皮肤病，他都会拿出自己带着的草药试一试，慢慢地有了一个“刘大夫”的美誉。

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刘世汉所做的只能是中药外用和按摩拔罐。不当包工头了，他的手头时常紧张。近年国家振兴中医事业，刘世汉拿出积蓄外出学习中医保健，但是还是无法从医疗机构或者劳动部门取得一个符合工作的合法身份。

近年来，新职业人群的市场需求量正不断扩大，收入呈现出稳步上涨的态势。不断涌现的新职业在为社会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体现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

时评员徐冰表示：高学历人员的持续增加，显然会从传统行业外溢到之前人们无视乃至轻视的领域；加之人们的生活水准愈加提高、内涵更加丰富，两相促进，在不知不觉中，许多传统的业态获得了彻底改造。

每天中午10点，刘世汉的中医保健治疗部陆续有病人前来治疗，大多数是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患者。刘世汉除了按摩、拔罐还会使用脉冲电疗。女顾客来这里主要接受熏蒸、艾灸等传统中医保健疗法进行美容；傍晚时分，当年的不少工友过来，通过拔罐和接受手法治疗缓解腰腿不适。

为了圆自己的中医梦，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康复理疗师，刘世汉戒掉了打牌的习惯，闲暇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说，自己想做名合格的“刘大夫”。

新职业背后的社会活力

28岁的小鹿去年做了一个让同事们公认为很大胆的举动：她辞掉了传媒工作，捡起了自己的阿拉伯语专长，做起了旅游商贸推介工作。

“主要是写旅游攻略，推荐名胜古迹，还有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信息发布。”小鹿目前在家办公，经常也会在西安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飞来飞去，她的工作很繁杂，自己都不清楚所干的这些用一个什么工种来定义。

小鹿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后通过网络招聘，到迪拜进入一家边贸公司，除了当翻译也做贸易推广。“那时候工资还是很高的，相当于父母工资的总和，特别是工作的挑战性，让我很有成就感。”

在国外工作期间，父母每天都喊她回家，认为家里的独生女，就应该留在父母身边，以后小家庭也能照顾上。

拗不过父母的电话轰炸，小鹿回国做了一家传媒的国际新闻编辑。谈对象、结婚、成家、生孩子、买房、买车，她的生活和普通工薪族开始并轨，慢慢地和同学和以前的老板同事断了联系。

去年同学聚会，小鹿不少同学竟然扔了铁饭碗自己搞创业，大家纷纷为她惋惜，“为什么把专业丢了，当年就你最有魄力了。现在全国缺口网络营销师至少在300万人。”

小鹿觉得自己当年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完全像一个困于家务谋三餐的家庭妇女。这次聚会不久，小鹿就辞掉工作，在同学的帮助下重新回归到以前的工作之中。传统媒体工作的经历，让她在做新媒体时更得心应手。小鹿相信，自己晚了一步，但还能赶上趟，主要是自己现在做得很开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院长、长江学者、教授曾湘泉表示，变化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挑战，人力资源发展的激励因素也在发生变化，80后的激励因素从工资变成了职业发展，90后、95后讲工作兴趣。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的模式、方法都要改变。

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新职业人群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已过半数，达到52.84%；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达到34.56%，而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仅占9.6%。位居薪资收入前三名的新职业分别是：宠物医生、健身教练、调酒师。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60.27%；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为31.22%，仅有11.76%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

时评员徐冰表示：年青一代未必全然将个人的价值实现和现实获得，完全寄希望于那些传统的“油水大”的行业。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其实赋予了那些新职业极大的吸引力，如果现实收益上也还可以，新职业就更值得期待。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新闻推荐

丹凤积极开展扶贫助残

本报讯(特约记者樊利仁)11月以来，丹凤县残联牵头组织县电信局、县残疾人康复医院、县商山康复医院组成联合服务队，巡回各镇...

丹凤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丹凤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