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工人，他们也是诗人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由诗人、导演、文艺评论家秦晓宇编著的《大象影志：我的诗篇》（以下简称《我的诗篇》）一书，近日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为纪录片《我的诗篇》“立此存照”的书。收录了这部纪录片的剪辑脚本、创作谈、评论和对话。2015年，该片获得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随之而来的“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以及包括许知远、袁岳、窦文涛、吴晓波、崔永元、杨炼在内的各界人士参与的读诗活动，使得“工人诗歌”成为一个持久性的公共话题。

真正的魅力或许不仅来自“诗”或者“工人”，而且是来自艰难的生存和刻骨的生命体验中焕发出来的审美和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时犹如一面镜子，照彻了时代巨轮下每一个人的处境。

把某种“难以忽视的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

秦晓宇认为，纪录片佳作不少，却太缺案例实操性的书，因此，当出版社的编辑问他可否把纪录片《我的诗篇》以剧本的形式出版时，犹豫之后他还是同意了。有关一部纪录片的诞生、传播，以及评论、对话，汇集在一起，本身就有文本的价值。

秦晓宇是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总撰稿，导演有两位，除了身为“诗人”的秦晓宇自己，还有一位做了10年编导，却也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吴飞跃。对他们说，拍摄纪录片是一段“不无冒险的旅程”。

“启程”之前，他们没有剧本，也没有很具体的摄制方案，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希望主人公既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又有泯然众生的典型性，“如此，影片才会把充满个人性的抒情诗，汇聚为一个阶层的史诗，小大由之”。

这并非盲目之举，秦晓宇深知，跟剧情片不同，世界纪录片史上泰半杰作均非出自专业电影人之手，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探险家、艺术家、摄影师、旅行者、革命者……因缘际会充当了纪录片导演的角色。他们未必擅长此道，但对于被拍摄的内容却有着深厚的情感、认识与经验，他们试图把某种“难以忽视的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一种拍摄之外的使命感才是他们拍摄的最大动力。作为诗人，秦晓宇写诗，也写诗歌评论，对打工诗歌有多年观察，正在编辑一本《工人诗典》，已经搜寻筛选出几十位隐在民间的优秀工人诗人，并为该书撰写了一篇5万字的长序。这些均可视为拍摄工作的准备。

最终呈现在纪录片中的，是6位打工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这6位主人公，年龄上包含从60后到90后的不同代际，身份上包含女工、城市产业工人、农民工、重工业工人和制造业工人。人生经历上，返乡的、失业的、欠薪的、死亡的、生小孩的、照顾老人的、在危险矿洞中的、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还有在小作坊干的……大致涵盖了当下工人生活、工作处境的方方面面。在诗歌风格上他们也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对这6位工人诗人而言，“单独来看，是个性鲜明的‘我的诗篇’，合而观之，就是一部交响乐”。“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巷道就能延长多少／我的身体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线部分”。

这是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写的诗《炸裂志》。当秦晓宇在博客上读到《炸裂志》等一批取材于他的爆破工生涯的作品时，“那种阅读体验真的像炸裂一样”，强烈地冲击着他。细细读完陈年喜的所有博文后，秦晓宇知道自己发现了《我的诗篇》的第一主人公。

陈年喜1970年出生于陕西丹凤一个小山村，从2000年开始，他做了15年巷道爆破工，走变了荒山野岭、不毛之地。秦晓宇认为，陈年喜这样的农民工诗人，很像古典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离开乡土，外出讨生活，混迹下层，跌宕于世情百态、江湖风浪。“不同于普通游民，他们有种自觉的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以后者不齿或不为的职业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写作中，他们不大关心那些抽象玄远的命题，文字也不那么雅驯，“但一种天涯沦落人的视角，加上复杂的人生阅历，使他们成为本雅明断言已经断绝的那种‘讲故事的人’，字里行间，有种贯通写作与人生的俗格之美”，因此在秦晓宇看来，陈年喜的写作“回到了文学艺术最原始最珍贵的意义”，而所谓工人诗歌，“就是像年喜这样没有灰色收入的劳动者，不受制于权力和资本的纯粹表达，这表达关涉自我启蒙，关涉诗歌何为，关涉历史真相，也关涉社会正义”。

从巷道到家中，摄制组跟拍了很多素材。年喜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在寂寞的大山深处，工作之余就是喜欢读书和写诗。他有很多诗都是写给远方亲人的，比如这首《儿子》：“儿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数字／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人间的实景可能残酷。父亲瘫痪在床，激烈的控诉中满是悲凉与愤怒。人间的实景也可能美好。在年喜卧室里那个夹着结婚照的相框里，还夹了一页1997年6月28日的日历，日历上还有一首年喜写给新婚妻子的诗，题目叫《爱人》。拿起相框，年喜随口读了诗的最后几句：“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如著名作家蒋子丹所言，“现实中艰苦恶劣的物质生活状况，与他们在诗歌中展示的质朴高贵的精神面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他和家人是真正的血肉相连、以命换命的关系。这样侠骨柔肠有道义有担当的男人，写出的诗和他的人格魅力给人的那种感动，我们是无法抗拒的。”“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许立志，1990年生人，广东揭阳市东寮村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打过工，2010年开始写诗，2011年初赴深圳，进入富士康公司。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劳作了4个月后，许立志写下平生第一首打工诗歌《流水线上的雕塑》。两年后，又写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秦晓宇认为，和一般的雕塑不同，兵马俑是物化的躯体，也是殉葬品，数量惊人，整齐划一，严阵以待，“正如一个专制的工业帝国中处于准军事化高压管理之下的农民工们”。那么，这些“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究竟是在打工，还是在服兵役、当牛马？

这首带着切肤之痛的诗让秦晓宇更加确认，“和当代多数诗人不同，像许立志这样的农民工诗人从来不是在一间高雅的，由各种理论与流派构筑的文学实验室里进行创作，他们的诗，萌生于被现实逼出的灵感”。

许立志是秦晓宇编的那本《工人诗典》中收录的最年轻的一位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选入《工人诗典》，特别是知道自己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许立志很开心。然而，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纵身跃下。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

从深圳到老家、从七八平米的出租屋到骨灰撒向大海，纪录片里的镜头沉重悠长。秦晓宇认为，个体遭遇的不幸，看似主观层面的冲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疾苦”。深沉恳切的共情和深刻的思考，也让影片溢出题材本身，有了更大的发人深省的力量。在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些工人诗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时，秦晓宇说，“在讨论工人诗人的命运前，首先要谈的是工人群体的命运，中国工人群体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八千万城市产业工人加上二亿七千万农民工，这个群体尤其是后者的出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

至于工人诗歌，秦晓宇说，荷尔德林的那句风行天下的诗，“人，充满劳绩，却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是进入工人诗歌的钥匙，同时也指向了《我的诗篇》的主题——“在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它也勾勒出一个愿景，那就是：只有当普天之下的劳动者都能享有平等与尊严，而劳动也不再是一种艰难苦恨的异化劳动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实现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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