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道歉的老师 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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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周安黎，1962年出生，男，汉族，陕西耀州人，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曾获西安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在与人闲聊中，我知道我曾经的音乐老师已经与这个世界诀别。

高中时期，我就像田野里的一粒土坷垃，普通而又普通，没有谁愿意多瞥我一眼。给我带课的老师我全部认识他们，但他们却未必知道我的名字。高一年级，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学工学农的活动并未终止。我们一跨入高中的校门，仅仅在报到册上签了个名，就被发落到一个校办农场里，一边学习一边耕种。农场位于偏僻之地，沟深壑幽，坡蛮地荒，猫头鹰凄厉的叫声，时不时划破天宇。半山腰里，钻几孔窑洞，砌一座厦房，就是学生的栖身之地了。在这所农场里，我们漫漫度过了一个春秋。

随我们驻扎农场的老师有五六个。老师里，其中的一位显得比较特别。他之所以特别，在于他戴着一副眼镜。在那个时候，在乡村学校里，戴眼镜的老师屈指可数。眼镜老师姓杨，教音乐。每当太阳即将坠落之际，手风琴的鸣奏声就响了起来，在山山峁峁间缭绕回荡。手风琴是杨老师唯一的乐器，他站在沟岸上，摇晃着脑袋，扭摆着身躯，手臂一张一合，一副陶醉的神情，惹得我们都远远地观望。

音乐课是门副课，每周只有一节。所谓的音乐课，并不讲授音乐原理，也不教我们识乐谱，只是教唱歌。我记忆中，在高一阶段，仿佛也没学会几首歌，倒是杨老师讲课时神经质一般的表情，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久久难忘。课堂上，杨老师很像一个小品演员，他的手势很夸张，说话唏唏嘘嘘，声调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偶尔的一句拖得比裹脚布还要冗长。他之所讲，似乎与知识无关，但与女生的隐私有关。他毫不隐晦自己半夜三更对女生宿舍的窃听，而且把自己如何如何蹑手蹑脚地走向女生宿舍窗前，如何如何竖着耳朵掰着耳孔聆听，诸如此类，像讲故事般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女生们讲了哪些悄悄话，女生们流露出对某个男生的爱慕，他统统搬出来予以晾晒与批判。在杨老师看来，女生谈论男生，且语调暧昧，那可是不得了的罪过，是女生即将滑向泥潭的危险的信号。于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杨老师忽而严厉，忽而慈爱，语重心长，不厌其烦，谆谆忠告女生们再不能这样“流氓”下去了，得赶快悬崖勒马。

杨老师的家在县城。我们高中未毕业，他就调回了城里。我敢保证，如果不是后来我与他重逢，他一辈子都不会把我的名字与我本人对上号——他知道我的名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是母校唯一榜上有名的文科生；那个时候谁若考上大学，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就会传遍十里八乡——我和杨老师再次相遇，已经是十二年之后。此时，他已经是县文化馆资深业务人员，而我的脚，才刚刚跨进文化馆的大门。此时的我，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便在这个弹丸之地混得了一点虚名，杨老师自然亦对我的这些方面有所耳闻。

我上班没几日，杨老师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他与我寒暄了几句，接着就一声紧似一声地向我道歉，一个劲儿地重复如下的话语：我不知道是你嘛！我不知道是你嘛！我要是知道是你，我就不会那么做了；我要知道是你，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他没头没尾的话很是令我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渐渐搞清楚他因为什么而道歉——我成家时身在县党校，县党校距离县城十三华里。妻子在西安上学，且已有了身孕。当城建局长的岳父看到女儿回到县城无落脚之地，且去党校挤公交车不很方便，便把一套别人刚刚腾出的旧房的钥匙交到了他女儿的手里，让我们搬进去居住。这大概算得上岳父唯一的以权谋私了。岳父的为人方式别人或许不了解，而我对他却了如指掌。他当城建局长，看起来很有权势，但我岳母却还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几个儿女也都是普通工人。别人求他办事，送来烟酒，等事情办完，他会打发我岳母又将别人送来的礼品，辛辛苦苦地给人家送了回去。岳父胆子小，惟恐犯错误，把一把房门的钥匙交到女儿手中，他的思想经过了反复地较量与斟酌，最后才咬牙定夺。用他的话说，算是“豁出去了”。岳父仅有的“胆大妄为”，激怒了杨老师，他正为自己无房居住而焦虑。杨老师写了告状信，四处散发。我知道有人告状，还是在县委书记杨尚坤那里听说的。杨书记说他收到了告状信，打算派遣纪委的人去查处，但当弄清楚这套房子现在的居住者是我后，就打消了查处的念头。杨书记慨叹道：作为一个写作的人，确实需要一个摆放书桌的地方；多少人什么也不干，什么才能都没有，却占据着公房，为什么公房里不能容纳一个有追求有才华的人呢？杨书记只是告诉我有人在告状，但他并没有透露告状者为何人。杨老师若不自招，我一辈子都不会料到告状者竟然是他。谁在告状，一则我懒得打探，二则我对告状者没有任何嫉恨，惟有深深的同情。客多粥少，分配不公，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告状者若不是居住困难，他怎么会没事找事？而今，面对杨老师一声紧似一声的道歉，我内心涌动的不是厌恶，不是反感，而是深深地自责与羞愧。我的老师一辈子租房度日，即将退休依然没有栖身之所，我心何以安，理又何以得？——我制止着杨老师的道歉，反过来向他表达起了歉疚之意。如此，我们相互道歉着，似乎在进行着道歉比赛：看看究竟谁的道歉能压过对方。

杨老师的告状，丝毫没有损害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相反，我们的关系似乎因为他的告状而贴得更紧，粘得更牢。社会上的人赐予杨老师两个绰号：一是“杨瞎子”，一是“杨疯子”。但在我看来，他既不瞎，也不疯。他戴的眼镜尽管厚重无比，圈圈套圈圈，但不等于他不心明眼亮。一个人是不是瞎子，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眼睛的视力，更多的，则在于他心灵是否明晰豁亮。杨老师的确有点儿“神经质”，但恰恰是在印证着他不迂腐不伪善的人格形态。不至一次，杨老师跑到我房间来，动员我向他借钱。我从来没有向他言说过自己的困难与窘迫，可他却为把钱塞不到我手里而急得满额冒汗。杨老师说他和老伴在电影院门口摆了个冰柜，出售冰冻的饮料，一个暑期，收入就达三千。三千元，在那个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他暂时又没有别的开支，因此反复强调我若需要钱，就向他借。

很快，杨老师就退休了。但我依然能在街道里碰到他：有时候，一个乐队吹拉弹唱，敲锣打鼓，在街道里缓缓行进，杨老师站在队列的最前面，挥动着手，指挥着这支乐队；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电影院大门外，吆喝着卖冰淇淋，但若瞥见我，还是不忘叮咛我若经济上有困难，尽管向他张口。

近些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杨老师。春节回故乡，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头依然禁不住冷风嗖嗖。一个曾经那么热血沸腾的人，像一盏明亮的灯火，最终却逃不出熄灭的命运，的确让人慨叹。每一个人死去，都是对苟活者的一次沉重打击，更是对那些得意而忘形者的一个厉声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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