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与文学 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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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周安黎，1962年出生，男，汉族，陕西耀州人，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曾获西安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从报刊上看到，不止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不以自己学业的半途而废而遗憾懊悔，反倒显得洋洋得意。他们不时抛出一些奇谈怪论，对文学的后继者，给予了不无误导性的心理暗示。这些怪论的核心要点，浓缩起来，就一句话：文学与上不上大学没有关系。

这是真的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常有人拿近三十年来涌现的作家，与民国时期活跃的作家进行比较，力图破解两者之间高低胖瘦的成因，最终，得出的结论皆指向了同一个词：学养。学养的差距，造就了作家格局的的大小，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容争辩的事实。有学养者，其作品极目四海，纵横古今，“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而无学养者，拘囿于鼠目寸光的尺寸之地，止步于“看山是山”的浅尝辄止。写生活，写人物，无学养者由于才学不济，只能取其表象，而有学养者，却能对生活和人物进行深度地挖掘，刨根究底那般，将本质的纹理与脉络和盘托出。

有一句话，叫“眼见为实”，但对于文学，眼睛所见，并非一定就是实的。

民国时期，作家的构成主体是学者。这些作家，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出版家，要么是编辑家，要么是翻译家，总之，个个皆为饱学之士。这些满腹经纶而又具有大爱情怀的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一只脚踏进书斋，一只脚迈入生活，用典籍赋予的睿智之目与解剖之术，来打量世间万物，来勘察人间万象。面对同样的生活，不一样作家，有不一样的描写与解读，其笔下的文字，自然就呈现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景致。生活本身不足以决定作品的高度，而解读的过程，却能致以作品“远近高低各不同”：或高耸入云，或低若土堆；或如彩虹躬身，或如烂泥躺卧。

解读的深浅来自于哪里？除了悟性，更重要的是学养。学养并不能使拥有学养者必然地成为大作家，但却像土壤一样，铺垫出草木蓬勃生长的基础。土壤肥沃，草木就根深叶茂；土壤贫瘠，草木就枯萎凋敝，这样的因果关系，凡稼穑者无人不知，但文学的从业者未必就人人深谙此理。举一个例子，比如描写一个缺斤短两的商贩，无学养者，看到的仅为商贩个体的“缺德”，并很有可能由此而愤愤不平，甚至于挥舞道德大棒，以激烈的言辞对商贩进行道德审判；而有学养者，看到的则远非是某个人道德的缺位，而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异象，并通过鞭辟入里地个案分析，找出生成这种病症的社会痼疾和文化根源，也许，还会对那个无良商贩，生发出隐隐的悲悯之意。鲁迅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塑造了阿Q，而是因为他通过对阿Q精神细胞的缕析，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心理图谱和性格基因。

文学是文化之树上长出的枝条，树木不茁，枝条难伸。作为滋养文化之树的学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紧要。科班出身，并不意味着就能在文学的田野里绚烂绽放，但肯定能为文学植被的丰茂，储备必要的文化底蕴与养分。

高考无疑是跻身科班的一道门槛，昂首跨入，或临阵退却，远非如很多家长忧虑的那样，一锤定音，就此决定了个人命运的输赢，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能左右期待于在文学领域有所斩获者，未来之路的宽窄与长短。在高等学府里，饱览知识的花海，饱吸知识的花香，让知识转化为人生的智慧，让知识酿造出文学的实力，如此，人才能站立更高的山巅，走向更为广阔的远方。 

把思想刻在纸上

一张纸，把它铺在桌上，或捧在眼前，它依旧是一张纸：呆板、平凡、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但如果把这张纸交到著名刻纸艺术家安玉仁的手里，经过他的镌刻，这张纸瞬间就变换了模样，它或者生龙活虎，或者栩栩如生，或者飘拂悠远，或者凝重深邃。于是，纸不再没肝没肺，而是有了呼吸，有了表情，有了喜悦与悲愁，有了目光的烈火与心灵的涟漪。

我至今都不认识安玉仁先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一本名为《安玉仁刻纸艺术》的画册，打开一看，就被其深深地吸引与强烈地震慑。画册里的那些头颅，那些面孔，那些目光，仿佛冤魂一般，蹦跳着，嚎叫着，打着滚，晃着臂，撕扯着我的衣襟，抓挠着我的皮肤，让我再也难以脱身。我浸润其中，倘徉其里，被一股巨大的风浪卷裹着，随纸上的人物之喜而喜，随纸上人物之怒而怒，随纸上人物之迷惘而迷惘，随纸上人物之痛楚而痛楚。

我遇到的画家很多，浏览过的画作无数，但真正为之动心动容的画家与画作却甚为寥寥。但安玉仁的画作，瞬间就能将我彻底打倒，让我领略了“一见钟情”的幸福。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安玉仁的画，那么这个词就是“震撼”。一张一张的面孔，一双一双的眼睛，宛若填满火药的炮筒，散发着幽幽的寒光，让人瞥一眼，都会滋生不寒而栗的惶恐。与其对视，那些眼睛，那些面孔，仿佛都似曾相识，他们好像是我们曾经的邻居，曾经的亲戚，曾经的同事，曾经的同学与朋友。对他们，我们熟悉而陌生，亲切而畏惧。他们似乎有千言万语要急于倾诉，但却选择了沉默；他们似乎在红尘里挣扎着，但却又看破了红尘。一个个的人物，其实都是作者灵魂的载体。安玉仁不是简单地照葫芦画瓢，而在把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了肢解，重新予以组装搭配，然后让他们立于纸面，替自己发言，从而完成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完成自己对人生命运的诠释。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人物，不是平面化的脸谱，而是思想的高度凝结，灵魂的高度冶炼与提纯。把思想刻于纸上，纸从此不再轻飘，而是有了生命的质感与厚度，单这一点，就在安玉仁与那些色彩的工匠们之间，画出了一道红线，掘出了一道鸿沟。安玉仁不但把思想浇注于刻纸，而且透射着明显的探索胆识。他从传统的熏陶中成长，但却不在传统里亦步亦趋，而是推倒了传统的围墙，把自己的视觉，投向了现代主义波涛汹涌的洪流。读他的刻纸，很容易让我想起毕加索，想起梵高，想起马蒂斯，想起罗丹。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因为逼真，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悸动；而安玉仁刻纸上众多男性的面孔，因为扭曲变形，同样也让我们的灵魂为之颤栗。试想一想，一个人的面孔上有五只眼睛，而且那些眼睛都放射着咄咄逼人的目光，阅读者会有一种怎样的心理感应？

在中国，剪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北方的农村妇女，代代传承，几乎人人都会，只是优劣有别。剪纸的内容与色调多喜庆祥和，它表达着一种愿望与憧憬。但刻纸艺术我还是第一次与之相逢。刻纸介乎于剪纸、雕刻与绘画之间，它显然是一个新生的门类。我不清楚刻纸是不是安玉仁的个人独创，但我知道，祖籍陕西长安，而今在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安玉仁，既有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又具有学院派扎实的学养功底，他的刻纸一经露面，就在东南沿海乃至全国的画坛上刮起了一股旋风。安玉仁把思想刻在纸上，于是他的刻纸，就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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