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一片月关于西安的记忆和文化想象

大雁塔嘉木/摄

◎杜爱民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想象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相见的场面，他注意到城市间的许多相像之处，并且描述它们的妙奇，将城市看作是梦，在其中可以想象的东西皆可入梦，但最出乎意料的梦也许也是一个画谜。

在许多非凡的不可思议的城市景象之上，都由一物掩饰着另一物，而“一个梦是对我们还未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在城市中漫游的经历，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尽管我们是在醒着的状态下，走过了广场，来到了车站，却似乎是锁闭在梦的境遇里。沿着街道一直朝前走，两边的店铺，陌生的人群，前方不远的转弯之处，连着另一个地方的路口。这些眼前的情景，就像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正在被另一个环节继替。我们也正在成为这一环环相扣的装置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行走。这一切最终都指朝着一个梦，成为对眼前不远处下一个情景的好奇与期待，让城市这样一座人造的“天堂”，永远都处在被期许、追随和探问的过程中。总是下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这本大书的魅力，永远都藏在它尚未说出的部分。

1924年，鲁迅先生有过西安行。在对千年古都进行一番现实省察与文化想象的对比之后，鲁迅放弃了计划中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想法。对于“长安的事”，他有过这样的附带记述：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糊里糊涂地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起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

显然，对于其时的西安，鲁迅先生没有清楚的观感。实际的西安与“凭书本来摹想的”西安，毕竟完全不同。书本和现实的长安已经模糊不清，长安已非长安，甚至连天空都不一样了。两个长安都像是梦游中的情况，尽管记忆荒凉，却潜在地激发出了“长安何处”的探问。

有一点是确切的：当鲁迅面对现实中的西安的时候，无论观感如何，西安对他而言，已成了复数。不止一个西安，也不仅仅是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关于西安的文化想象与集体记忆呈现出多样性，在其中谁都可以见仁见智。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不只是鲁迅先生对于长安的失落有着心理上的反映，在唐末，繁盛埋没，举目凄凉，故物皆无的景象，就早已映入了敏感的文人眼中。鲁迅先生在其中或许看见了更为深重的文化危机，而当时随行的孙伏园先生，情绪就稍显舒缓一些，与鲁迅的趣味不尽相同。孙伏园先生在随后所写的《长安道上》这样说：

“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

孙伏园对西安的记述，信息量要大得多。在他看来，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残破倒不要紧，一代一代地去真，会打破他对西安原有的那一点印象。故都的“去真”化，让孙伏园也像鲁迅一样，有了对西安类似的感受，只是两人的侧重与立足点不同。

长安在文人的想象中类似一个梦，当这个梦回到现实中，总会变化并呈现出异样来。途中行记或游历观感之类的文字，虽然多为片段、零碎的东西，显得不够完整系统，但它们对我们了解时空中的对象还是有帮助的。尽管像长安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文人心中多少都有着不解的情结，体现在文字里会不同程度地形成长安的象征或暗喻效果，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了解到西安当时情况的点滴痕迹。

对于西安的印象与记忆，外国人因为文化情感方面的因素使然，与中国人会有不同。曾于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教书的足立喜六，对西安及周围的历史遗迹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留下了《长安史迹考》等大量的文字和珍贵的实拍图片，为西安保全了20世纪初期城市真实样貌的许多图像。足立喜六1906年对西安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惟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朝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

足立喜六对浐水桥、牌坊、地名、城壁和沿途的一切都颇感兴趣，并且尽量与历史进行比对。尽管其时西安城内的“杂沓”同样令他惊异。但是，足立喜六的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了故迹与遗址的本身之上，实地踏查、测定，少有好恶之判断。

自从西安这座城市自唐末衰落之后，它的荒废本身，也会成为它多样性的一个方面。足立喜六留下的关于20世纪初期西安的文字和171幅珍贵的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历经千年衰败的城市景象的不同侧面，同样也会将人引入西安的旧梦。

其实，在明清时期对于西安的文学叙事中，就早已经将西安历史化了，寻古探幽，踏访诸陵，抒发思古之叹，已经成为这一方面惯常的方法。但西安并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被描写的，它是作为一个空洞的背景，不见生活的细节情景，也缺乏实体感，更谈不上对城市性格的塑造。

林语堂的《朱门》与贾平凹的《废都》都是以西安作为实体空间对象的文化叙事。《朱门》里透射的西安现代经验、场景、细节和风气，以及主人翁李飞的犹疑、无奈，提供了西安城市向现代转型时期极为丰富的文化想象与记忆。《朱门》内外和《废都》之中，都有着意味深长的人间烟火。

从汉唐到今天，由长安到西安，涉及这一片地域空间的叙事、记忆和想象，充满了变化与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长安的明月。这明月一直在西安的夜空中映射着光轮，带着声音，带着温暖，也带着日常生活的冷淡，成为西安城市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唐诗中有许多时候描写到这轮月亮。李白在长安看见它时，是这样写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望月驰想，不仅是在夜里听到的城中妇人的捣衣之声，长安的月，以及对月亮的痴爱，在更深的夜里，引发了他的思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已经把长安月视为知己朋友。

西安的终南月光，同样富含意味，那种奇异独特的山间月光，会使人想到冬日的残雪，即使在城里明城墙的雪地里看见那轮月光，也都使人自然地想到终南山。月亮在两个地方之间建立起联系，在唐代，诗人祖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长安的月，即便在霓虹激光四射的今天，对于那些与自己相伴许久的建筑来讲，都是最美的。灯影光束，闪耀辉煌的大雁塔，怎么变换花样，终不及它在月光里的样子迷人美妙。

许多关于西安的记忆和文化想象，都是经由月亮生发、转化，最终在我们面前展现开来的。月亮是自然之物，也是一种文化想象，甚至还与我们自身合而为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是如何发明和建构了这样一种关系。尤其是在西安，对于我们所看见的“长安月”，以及它的声音，我们又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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