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玻璃门”提升融合度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下）

图为今年陕西省“春风行动”启动仪式上困难农民工家庭领到求职交通补贴。本报记者 李艳 摄

全省各市/区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综合得分表

本报记者 李艳 实习生 韩丹

从一个打工仔成长为西安亨通技工学校校长，赵吉军已在西安生活工作了20年。20年间，尽管他早已在西安安家落户，但直至现在，户籍还在老家安康旬阳。赵吉军说，不是不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安市民，而是转起户口来太麻烦了。

赵吉军说的“麻烦”，的确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道大门坎”。据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改革报告2016》中的调查，从户籍开放程度排名来看，西安市竟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位列户籍开放度最低的10个城市之一。

目前，陕西省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已达693.8万人，户籍仅仅是他们融入城市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那么，陕西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情况到底如何？为深入了解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和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陕西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相关机构，对全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评估，现该报告正式“出炉”。

社会融合的重要性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关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具体到陕西省来说，目前，全省农民工总数已达693.8万人，其中省内就业404.5万人，省外就业289.3万人。另外，约有56.5万名外省户籍农民工在陕就业。

此次评估项目的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树茁告诉记者，农民工社会融合是指农民工作为个体和群体被城市接纳的过程。如此庞大的群体在城市工作生活，如果被城市接纳得不好，就会产生诸多问题。从国际上看，巴西贫民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产物，作为城市的“顽疾”，这里长期成为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犯罪活动猖獗。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社会，是我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农民工在陕西省各地就业和生活状况如何？需要哪些新的服务？期待政府提供哪些帮助？去年，陕西省在全国省级层面首次开展农民工社会融合评估，以期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参加城镇职工的各项社保率亟待提高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且有凝聚力的社会。如何考察农民工的融合情况？此次评估，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心理维度、政治维度五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

经评估，全省农民工在文化、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融合状况明显好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融合状况。农民工融入城市，首要因素就是经济的考量。那么，此次评估，经济维度的得分为何偏低呢？

评估项目撰稿人之一、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悦中山告诉记者，经济维度的指标包括收入水平、住房条件、社会保障。从评估结果看，全省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得分较高，但社会保障方面的得分较低，这也是导致经济维度得分低的原因。

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道路清扫保洁公司副经理管安智告诉记者，来城市13年了，2014年，单位才给像他一样的农民工办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现在，他已经55岁了，也就是说，连续缴费15年后，他到67岁才能领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

据悉，目前陕西省农民工多以农村的医疗、养老保险为主，参加城镇职工的各项社保率低，如此，会导致其到达退休年龄时社保待遇偏低。 

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看得见，进不去”现象

令农民工管安智最头疼的是住房问题。作为城市的美容师，他在清扫保洁公司月工资满打满算拿到手3000元。虽说政府有保障房政策，但他从没享受过。曾经租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就800多元。后来，同样当清扫工的媳妇得了脑出血，扫不了马路了，被分去看公厕。因这里有五六平方米的公厕管理间，为了省钱，管安智干脆退了租住房，住进了管理间。

据介绍，目前，陕西省各地不同程度存在针对农民工的政策“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现象。因此，本次评估，除了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融合状态外，还重点考察农民工社会融合政策状况。

在政策评估中，主要评估各地的落户准入条件、居住证申领条件、公共服务与居住证的挂钩情况；就业、社保、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和文化等领域的政策制定、执行情况及相应的政策落实效果等。而本次评估，陕西省各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得分均较低，其中，得分最低的为住房保障。

评估人员表示，调研发现许多农民工最希望政府解决住房问题，但实际的保障房覆盖率极低，部分原因是申请门槛仍然较高，各市/区的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对市/区外户籍人口开放。

政策落实中望加大财政投入

不管做任何事情，重点都在落实。西安交大副教授悦中山告诉记者，本次评估，在农民工社会融合政策状况方面，陕西省听取了全国众多专家意见，将政策落实的分值占到63.57%，部署仅占36.43%。评估发现，全省各地在政策融合方面，综合得分普遍较低，其中，政策部署的分差不大，政策落实分差大。由于政策落实的权重远大于政策部署的权重，这样进一步降低了综合得分。

调查中评估项目组发现，之所以社会融合政策普遍停留在部署层面，各类政策的落实程度不理想，主要原因为，目前各项服务的财政支出主要由市/区政府负担，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转移支付有限，市/区政府的投入不够。而且，现实情况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好，越吸引更多农民工流入到本地，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压力。因此，市/区政府在农民工社会融合工作中，往往受到资金等问题的掣肘。

为此，专家表示，面对此种情况，一方面，各市/区应优先考虑长远利益及全局利益，尽量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政策制度的衔接和协调，探索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与各市/区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挂钩机制，逐渐理顺全省、各市/区之间推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工作涉及到的人、地、钱之间的关系。

 公共服务应加速向常住人口拓展

2月14日，省统计局发布了一项名为《期待中有隐忧：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调查。调查表明，四成农民工有进城落户意愿，较好的生活条件、交通、医疗便利、子女能在城市上学是他们喜欢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而城镇生活成本、就业、住房为影响其进城落户意愿的主要障碍。

进城落户意愿不强显然说明陕西省农民工社会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西安交大李树茁教授表示，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一个从“农村人”转变成“城市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乡村文明承载者转变为城市文明接纳者、创造者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建议，要着力打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玻璃门”，政府可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市民化，合理确定落户条件，以大中城市为重点推动稳定就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二是均等化，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常住人口的拓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可通过制定政策、完善法律从制度层面逐渐赋予农民工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权利，让他们理直气壮地享受流入地提供的服务。

此外，政府还需加大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能力，向社会投入更多的事权和资源，引导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农民工维权的协同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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