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的探照灯 ——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写真

　　吴树民

　　他纯朴，如一掬黄土；他忠厚，如一位老农；他热情，似一团火焰；他深沉，似一口古井；他犀利的笔锋，像一把闪光的青铜剑；他睿智的慧眼，像一盏聚焦的探照灯！

　　他的身躯敦实，他的皮肤黑黑黝黝，他的衣着皱皱巴巴，活像一尊刚钻出地宫的秦俑。然而，就是他，当年主编的《小说评论》，被陕西省评为一级刊物，令神州震撼；他撰写的百万字评论，花团锦簇，让世人瞩目。

　　李星，作为文艺评论界的一颗星，在文艺评论广阔而深邃的夜空，熠熠闪烁。他1944年出生在渭河岸边的兴平县。兴平人杰地灵，但他那贫苦的农民之家，上数三辈却没有一个识字的，活得苦，也活得硬。因为苦，他十分珍惜上学的机遇，勤奋攻读，顽强拼搏，一直到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

　　他曾做过作家梦，他的小说《机声隆隆》还在《延河》文学期刊上发过头条。后来的小说因“理论色彩太重”，他只好无怨无悔地拱手将作家梦让给别人去做。他感谢《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是贺抒玉将他安排到评论组，使他开拓了另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他系统地学习研究了文艺理论经典，有扎实深厚的理论修养，有与众不同的史家眼光。他对看过、读过的作品，往往有独特的感受和惊人的发现。他的评论，像聚焦的探照灯，将作品的好坏优劣照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他的评论不像某些人的，点缀时髦语言，照搬定势理论，观点云山雾罩，批评隔靴搔痒。他以丰富独特的人生体验为经，以众多电影、电视剧、戏剧、文学作品为纬，针对当代人面临的许多人生问题，透彻理解了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社会历史内涵、创作心理机制、人文生活依据，多维探究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人的本身以及理性、道德、文化、经济等诸多人生奥秘，立论精当，论据有力，褒贬得当，感情奔放，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哲理妙思，不拘一格，语如串珠，妙趣横生，既能激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又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

　　最难得的是，他的评论常常表现出史家的眼光。他对不少作家作品所做的审美价值判断，随日月推移，更加值得品味。他对路遥现实主义道路选择的赞美，对贾平凹艺术思维方式的剖析，对陈忠实历史文化的揭示，对张炜苦难意识的透视，对王观胜人类悲剧意识的探究，对张宇农民自卑心理的批评，还有对陕西作家群艰苦创业之路的总体论述等等，都是值得中国当代作家深思常想的。

　　他评论的高屋建瓴，是基于对作品的认真阅读和细致俯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生命体现。他在《〈古船〉试论》中坦言，他“几乎不是在读，而是在吃，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吃，吃的同时还要品味、消化。”用心血铸成的文字，必然闪烁出璀璨的光华。

　　他评论的艺术价值，得益于他人品的正直和文笔的真诚。对那些写底层众生苦累和血泪的好作品，尽管作者鲜为人知，他仍然满怀热情予以充分肯定。对作品有某些不良倾向的，他总是一针见血地真诚指出其弊端，绝不因作者盛名而护短捂疵。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批评著名作家张宇“以一个农民的自卑心理，在城市人面前，炫耀和展览着农民精神和乡村文化的辉煌及生命力量”，只能导致“对苦难的麻木和最终导致对苦难感的丧失”，笔锋犀利尖锐，让许多同代作家猛醒。

　　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李星曾和他说：“老陈啊，你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到不能再解放的程度，抛弃现在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时，浩然的《苍生》已经面世。可是李星觉得那是一般的作品，是中上等或者上等，但是从文学上看并不新锐。

　　陈忠实《白鹿原》完稿后，郑重地将文稿交给李星审阅，大约过了十来天，陈忠实从乡下赶往城里，专程聆听李星的意见。除北京《当代》杂志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是第一个阅读《白鹿原》稿的人，也是陈忠实能听到真切意见的第一人。陈忠实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陈忠实叫了一声“李星”。李星转过身看见他，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到屋里说。”陈忠实感觉到大事不妙，心沉到底了。到了李星家，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使劲儿地用右拳头捶打着左手的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这事儿弄成了！”李星不管陈忠实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陈忠实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走着说着：“我看你这个作品的时候，太激动了，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呢？我没有挑出一个细节的毛病！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作品，保守地说，未来五到十年没有人能够写得超过你。你不是想邀请评论家写文章吗？现在评论家肯定主动要给你写文章。我预料你的《白鹿原》肯定能得到茅盾文学奖……”不容陈忠实插一句话，全部都是李星的阅读感受，随口随意说来，情绪激动。果不其然，一切都被李星言中：第二年研讨会上，陈忠实就收到十几篇评论；几年后，《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

　　李星高瞻远瞩地指出：“作家往往有两面，首先被读者注意的是正面——他们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作家的背面，也就是他们的文化、人格、精神衍生的文化现象则是更应该被解读，被关注的。很多作家在文学史上长盛不衰，很大原因是来源于他们‘背面的力量\’。”

　　对宣传陕西的作品，不管是何种形式，李星都十分关注。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党组书记、局长的薛保勤，为西安世园会创作了一首《送你一个长安》。李星看到这首作品后，比作者还要高兴。有一次开会时，李星碰到了薛保勤。薛保勤征询李星对《送你一个长安》内容的意见，问是否要保留“一城文化半城神仙”一句。李星认为，这句是诗歌的诗眼所在。诗歌前半部分讲的是西安人文、历史文化，一句“一城文化半城神仙”把整首诗歌都进行了概括和提升。尤其是“半城神仙”一词对整首诗歌来说是有超越性的意义，既是对西安深厚宗教文化的肯定，又是对西安人身上的文化气质、文化素养、文化积淀的一种肯定。《送你一个长安》宣传西安、宣传世园会，内涵是非常得体的。

　　李星给省内外作者写的书评，已达数百篇。他对评论界的弊病，也毫不讳言。他认为评论家要注意“分寸感”，要有良知良心，少说违心话；有的作家没有得到关注，可能是你的层次未达到，需要好好努力；评论家绝不能把作品肆意拔高。他的这些观点，在文坛影响很大。

　　李星作为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应邀为众多热爱文学的学子做过多场关于当代文学现状和文学发展趋势的专题报告。报告中，李星对当今中国文坛失衡的文学生态环境表示了担忧，对出版界的时弊和近期发表的文学作品质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告诫大家：“读书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操守，坚持自我，才能不断进步。”李星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文学底蕴，给莘莘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中国近现代的作品信手拈来，加之其幽默的陕西方言，诙谐中不乏深刻的理论，总能赢得满场掌声。

　　李星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艺批评，迄今已发表了300多万字的文章，他的《新世纪中国小说的现状和未来》《从人的解放到小说的解放》《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小说观念》等佳评，在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李星出版了《求索漫笔》《读书漫笔》《书海漫笔》三大本沉甸甸的书。

　　2009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李星文集》（上中下）三卷本，是李星30年来文艺评论的结集，为广大读者展示了陕西文学30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为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关注者、参与者和促进者，李星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评论界有着独特的影响。作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这部厚重之作，既展示了李星对文学陕军成长的关注、扶持和期待，对陕西文学创作的整体研究成果，也展示了他对全国文坛的纵览和评点。

　　李星工作繁忙，写作繁忙，社会活动繁忙，但在家里，常腰系围裙，手掌铁勺，蒸煮烹炸。他既是妻子的好丈夫，又是孩子的好父亲。可谓：居家做琐事，妙手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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