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
母亲那天忙扎了,太阳还没冒金星星,她已把父亲割来的两斤肋条肉刮净、冲洗、取皮、沥干,切得薄而精致,再用自制的粮食香醋在大铁锅内配制各种调料,炒成色泽鲜红、口感酸辣的猪肉臊子,最后盛在青花瓷罐内,红艳艳、油亮亮,香飘十里。接着又在面盆内,和出牛头大的一块面团,经三番五次饧、揉后,再踮起脚尖,用擀面杖擀出一案又大又薄又圆的面,用刀切成又细又匀又长的面条来。再看,那白色的豆腐、黑色的木耳、青色的豆角、红色的胡萝卜,还有那黄花菜节节、韭菜丁丁、鸡蛋饼饼,这五颜六色的下锅菜已齐刷刷地摆在锅边,锅内热气腾腾的鲜汤已微微开滚。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娘,过啥事哩,香的。”“娃呀,给你碎爸相媳妇哩,你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等会吃臊子面。”母亲坐在锅灶前,不再拉动风箱,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烟灰,爱怜地抚了抚我的头,满脸喜悦地向外张望着。
碎爸的媳妇相成了,除两人的缘分外,母亲的臊子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媳妇的娘家在外省,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臊子面下肚,媳妇的父亲操着外地口音连说:“老美!老美!得劲!得劲!”媒人也借机说话:“臊子面是咱关中的特色饭,细长的面条代表活人要清清白白、长长久久;油亮亮的猪肉臊子代表生活的酸酸甜甜、红红火火;一锅五色菜鲜汤代表日子要和和美美、热热闹闹。还有咱关中的麦子在黄土地里要长一年,比其他谷类的生长期都长,吃起来筋道、耐饱,就像咱老陕人一样实在、憨厚。”媳妇的母亲听着媒人的话,看看碎爸,望望女儿,满意地点着头,操着与丈夫一样的外省口音说:“臊子面、臊子面,嫂子面吧!准!准!”说话间眼睛笑眯眯地对着母亲。全桌人哄然大笑,皆大欢喜。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在那个贫困、闭塞、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日子里,母亲老嫂为母,干练能贤地为亲家做了一顿美味大餐——一顿臊子面赢得了一门美满的两省婚姻。
在我的记忆里,酸辣可口的臊子面,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偶尔做一顿,还只能给父亲、叔父、兄长们享受,母亲和我们这些女儿家家的只能等待在下完面条的汤锅里打一锅玉米面搅团。母亲说,父兄都是重劳力,他们在生产队用体力劳动换来的工分才能养活我们,姐妹们也只能懂事地望面兴叹。只有家中过红白喜事、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家中的大人小孩过生日时,全家才能饱饱地咥上一顿母亲做的正宗臊子面,而且第一碗汤面要敬天敬地、祭宗祭祖或者要送给隔壁邻舍,做个人情。母亲说,咱们吃香的喝辣的时,不能忘记天神地神,不能忘记列祖列宗。人要学会舍得,不舍三百三,怎得六百六,舍出去才能得进来。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一碗臊子面不单是养眼好吃,还有文化。
为人妻后,虽没有受“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之待遇,但着实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一手“下在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根线”的臊子面手艺。在外工作的儿子常说:“富吃山珍海味,素食粗茶淡饭,都难抵一碗‘煎稀汪,薄筋光,酸辣香\’的臊子面,因为那是故乡的味道,那是母亲的味道。”
是啊,臊子面带着关中小麦的清香,与酸辣猪肉臊子荤素搭配,经西府九县的巧妇烹饪改良,从周王朝一直风靡至今,成为中国西北地区面食的神来之食。我常想,为什么老陕人就爱吃这酸溜溜、辣滴滴的臊子面哩?一日从网上查到,水垢用醋浸泡,荡然无存。在家试之,确实灵验。常听母亲说,咱这里的水“硬”,那祖先们创造的神餐臊子面是不是有这中和的道理呢?
我也常想,陕西西邻甘肃,南接四川,东望河南,区域不同、饮食各异,唯有陕西人对臊子面情有独钟,无论是大城小镇、边远山村,还是高级酒店、独门小户,不分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谁也离不开一碗臊子面,有甚者,一日不食,便坐卧不宁、夜不能寐,只要咥一碗臊子面,筋骨舒展、容光焕发,那种痛快淋漓之相赛过活神仙。
我也常想,臊子面之所以能成为秦人们喜爱的膳食,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融合关中地区的所有食材,能最大程度地彰显关中妇女的精巧手艺,能最准确地满足关中汉子的口感需求,最能普遍地适合关中人过大事小情的场合要求。
我也常想,千年臊子面以它浓郁的香味红遍大江南北,满足着众多百姓的味蕾。每天有一碗正宗可口的臊子面穿肠而过,正是那种解馋、那种劲道、那种色香、那种情怀,让我们的生活安然而不落寞,人生有滋且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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