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杨钟健二三事

徐一正

我的舅父杨钟健，是驰名中外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

舅父于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23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用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丛刊上发表，这是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古脊椎动物学论著，标志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半个世纪里，舅父地质调查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区，他还考察、访问过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我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肖像与达尔文、欧文等科学家的肖像一起悬挂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而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仅他一人。

今年是舅父诞辰121周年，特撰写此文以表崇敬和怀念。

出身书香门第

舅父1897年出生在陕西华县龙潭堡，其父（即我的外祖父）杨松轩是中国同盟会成员，曾任陕西省议会副议长，创办了咸林中学。舅父为帮助我的外祖父办学做了很多事情，在北京上学时，他常遵父命为学校代订新出版物，介绍新教员。他介绍的魏野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创始人之一）、王复生（地下共产党人）、蔡颂臣、王德崇（后任咸林中学校长）等，均在咸林中学执教过。一时间，学校的毕业学生遍及国内外，华县亦成为陕西文化中心之一。

舅父对家庭和子孙后代功德无量。1928年12月外公杨松轩患脑溢血病逝，从此，奉养母亲，教育抚养弟妹的重担便落在了舅父的肩膀上。他迎母与妹芝英、芝芬、表妹瑞芳、弟钟华、堂妹芝惠等人一同到了北平，他的弟妹们都在那里读完了大学。由德国回国后，舅父经翁文灏先生举荐，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兼周口店发掘的指导工作，薪资是罗氏基金中支出的120元。翁先生恐其不够维持众多家人生计，又先后介绍舅父到北师大及北大兼任教授，补足薪资200元。

早年舅父还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在家时，每天都要写1000字以上的文字，他始终坚持不懈。内容除了他专业上的东西外，还有相当多是关于家庭的资料。舅父的祖父母去世后，舅父奉其父命在北京大学延请校长蔡元培分别撰文《龙潭老人杨君耀海墓表》《杨君耀海德配刘太君墓表》，前一墓碑请李大钊先生撰铭，后一墓碑由蓝田牛兆濂书丹。其父去世后，舅父又延请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撰文《华县杨松轩先生墓表》，由北大物理系主任、副校长李书华撰写铭，于右任书丹，故宫博物院院长、书法家马衡篆额。“文革”中这3座墓碑被毁坏了，后被当成了饲养室的过门石，任人畜踩踏。所幸的是，1982年，它们被西安教育学院的王百龙先生发现，经他反映，陕西省博物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派人与华县政府交涉，将碑石运到西安，以我母亲杨芝芬等家属的名义捐赠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曾参加“五四”运动

受外公杨松轩民主思想的熏陶，舅父立志救国，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他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19年3月他组织成立了“陕西省旅京学生联合会”，主持编写以揭露陕西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的油印博物《秦劫痛话》；次年《秦钟》创刊，该刊出版了6期即停刊，他在上面发表了9篇文章。舅父还与陕籍北大同学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等人一起，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创办了《共进》半月刊，他和刘天章为主编，并先后在上面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因为比较活跃，写的文章多，舅父和同仁赵国宾一起被称为“杨龙赵虎”。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以陕西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共进社”，其目的是促进文化发展，改造社会面貌，极盛时社员有200多人，在当时北京的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后来被张作霖查封。

值得一提的是，舅父还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作为普通一员，情绪却很激昂，还到了赵家楼，回校后得知有32人被捕，情绪更加激动，参加了讲演队到街上讲演，直闹到“六三”全国罢市、罢课，被捕学生被放出来才停止。

1921年舅父由共产党人邓中夏介绍加入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以“创造少年之中国”为宗旨，是当时国内文化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团，挥代英、张闻天、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人都是其中的会员。舅父入会不久就被选执行部主任，在北平主持会务工作，任职两届。这期间，他曾给所有会员寄发过“终身志业调查表”，当时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回了封信。这封信和其他书信一起被舅父保存下来，并收录入《毛泽东书信集》。

“记骨室”主人

舅父把他的办公室称为“记骨室”，表示记述古脊椎动物古化石是它主人的主要工作，他所用信纸中缝及镇纸上均刻有“记骨室”三个字。每十年，他把自己发表的论著，按时间顺序编号，编印了《记骨室文目》，有初编（1937年）、重编（1947年）、续编（1957年）三本书。在舅父用的旅行袋、信纸等物品上都有个简单的图形，我好奇问他是什么，他说那是1929年他第一次地质旅行，在神木发现的珍稀恐龙脚印化石的形状，它也是“记骨室”的标记。

在“记骨室”的办公桌上，有一面绿黄红三色小旗，我问其含义，舅父说：“这是我的人旗，是我个人的标志。”因为杨钟健三个字的偏旁是“木、金、人”，舅父认为，做人也要有标志有目标。他做人做事的认真精神，成就了他“再记骨，决不休”的志愿，让人无比钦佩。

在舅父的记骨生涯中，有两个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要挟持他到东京去“讲学”，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暗嘱他赶快逃离北平。于是，舅父取道香港、长沙，辗转到达昆明，担任地质调查所昆明站站长。而北平的调查所被日本人接收，举世闻名的中国猿人化石标本就是在那时失踪了。祸不单行，舅父的幼子也因患病交不起住院费去世了。在昆明，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大伙只能把办公室搬到农村的一座破旧的关帝庙中。舅父带领大家清理垃圾，用泥巴糊透风的墙，装器材的木箱成了办公桌和工作台。当时，舅父很感触地写了一首《关帝庙即景》：

三间倭屋藏神龙，

闷对枯骨究异同。

且忍半月地上垢，

姑敲一日份内钟。

起接屋顶漏雨水，

坐挡脚底空穴风。

人生到此何须论，

频对残篇注路穷。

他鼓励大家说：“在这里开发西南红层的研究是很有希望的，云南禄丰盆地是一个理想的试点，我们耐心仔细地找，一定会有所发现。”经过反复细致地勘察，一个化石宝穴被发现了，禄丰龙被唤醒了。经过对禄丰动物群化石的不断深入研究，舅父记述了20多个脊椎动物的新属种，这对于哺乳动物的起源、恐龙演化的研究均有重大意义。禄丰因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历史时期脊椎动物的经典化石的地点，舅父也成了国际上最活跃最有成就的研究古脊椎动物学者。在云南禄丰的龙骨山上有他的塑像，他的学生刘东生院士撰文的纪念碑也立在那里。

参与设计地质学会会徽并创作会歌

1949年后，舅父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创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自然博物馆，其学术研究空前活跃，成果卓著。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期间成为他的又一个艰难时期。红卫兵抄家时，把舅父十几个书架上的书封禁起来，为此，他痛哭流涕。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脖子上挂大牌子挨批斗，烈日下被砸煤块、被关牛棚、停发工资……一系列的折磨却并未使他灰心。当时，已70高龄的舅父患糖尿病，且双耳失聪，可他仍然每天挤公交车，坚持按时上班。在被批斗的间隙，他仍然不断地搞研究、写文稿。他对家里人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荒废掉，我要写，不能跟着他们白混。”就在这极为艰难的处境中，舅父撰写了30余篇论文和两本书。据统计，在那十年里，中国科学院就数舅父撰写的著作最多。

1973年夏天，舅父回到陕西，他要去蓝田猿人遗址考察，我作为他的“耳朵”陪同前往。路过半坡博物馆稍作休息，记得舅父还对展览室的陈列进行指导。抵达猿人遗址后，他不顾年迈体弱，头顶烈日坚持爬到山上的小房子。不想考察完与舅父分别，竟是我和他的永诀！

在华州区“松轩墓园”竖立着《杨钟健纪念碑》，上面刻有中国地质学会会徽。1937年，舅父任地质学会理事长时，他和章鸿钊、谢家荣、葛利普（美籍）设计了学会会徽，张若海篆书绘制。

1940年，中国地质学会年会通过了由尹赞勋、杨钟健作词，黎锦晖作曲的中国地质学会会歌，会歌以“壮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为首句。

为了纪念舅父诞辰，慎思追远，我特别写下几句作结：

诞辰一百二十年，记骨成就平生愿。魂归故里龙潭堡，碑述北京周口店。父丧妻亡历万难，教养弟妹在一肩。慈母感言常在耳，舅父恩德重如山。记骨文目六百篇，学术造诣在人间。“关中才子”成泰斗，奠基创业功无前，笃诚正派身为范，刚直不阿自弥坚，性同松柏清如竹，丈夫一生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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