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患于未然 还原真实的锦衣卫

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某日，一位服侍太祖多年的宦官因为谈了几句政事，马上就被遣返回乡，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机会服侍太祖。

太祖甚至立了一项禁令，即宦官不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命人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置于宫门内，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同年七月初二，太祖又下旨，一方面警告宦官不要干预政事，另一方面警告朝臣不要与宦官私相授受。太祖解释，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唯其如此，才能清明朝廷，振肃纪纲。前代人君不明白其中道理，纵容宦官与外臣勾结，这才让他们有机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为害非轻，汉唐即是先例。明君总是治于未乱，见于未形，朕这么做，是防患于未然。太祖一再重申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反过来也说明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宦官的职责被限制在洒扫、司服等事项上，但宦官的影响力在洪武年间曾一度不可小觑，甚至达到可以影响朝政的程度。

正是有鉴于此，太祖对宦官官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吴元年时，内使监监令是正四品，随后调整为正三品，洪武二年改革官制之后，调整为从三品，洪武四年再调整为正五品。到了洪武十七年，宦官官制又有大变动，内官监（原内使监）监令定为正六品，而未来将发挥重大作用的司礼监、御马监等，仅仅是正七品的机构。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等11个机构（后来调整为十二监）又被调整为正四品。

太祖之所以在洪武后期上调司礼监、内官监的级别，一定是在实践中发现宦官确有可借重之处，通过上调其级别，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办事。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提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命宦官聂庆童奔赴陕西河州等卫所向番族传旨，让他们用马匹换取茶叶。这件事被认为开启了明代宦官奉旨出京办事的先河。

或许是出于对子孙后代能力的担忧，太祖最终还是在《皇明祖训》中谆谆告诫后人，内官各监、司、局及各库的职掌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轻改”。《皇明祖训》确定的各监职掌如下：

神宫监：掌洒扫。

尚宝监：掌玉宝、敕符、将军印信。

孝陵神宫监：掌洒扫，并栽种一应果木蔬菜等事。

尚膳监：掌供养及御膳，并宫内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禄寺造办宫内一应筵宴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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