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谈《故宫文物在汉中》

王蓬 汉中地处中国西部腹地，且有秦巴拱围的地理优势，每遇战乱常成避难之地。比如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推行五斗米教，在道边开义舍，放大米、柴薪、草鞋供行人享用。由于“立行宽惠，百姓亲附”。农业生产获得恢复和长足发展。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说：“汉中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区。”

抗战时期，汉中的地理优势再次发挥作用。平津沦陷后，北方一批高校迁往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故宫的七千箱文物也曾辗转运往汉中。

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深蕴文化内涵的往事渐被淡忘，尤其年轻一代已不知晓，这也是市文旅局连续推出两辑文旅丛书的意义所在。《故宫文物在汉中：一段被遗忘的往事》讲述的正是故宫文物迁储汉中的由来始末。

承担这部书稿的是陕西理工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陈海儒，他也是汉中最早研究西北联大的学者。我在报刊上读到他《西北联大的筹设与抗战时期西北高教战略》《西北联大时期汉中的社会生态》等多篇著述,角度新颖，内涵宏富，史料详实，文笔也好。据陈海儒讲，他是在与西南联大有传承关系的云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接触到西南联大往事，还曾发表《泡茶馆：联大学生的特殊生活》《跑警报背景下的西南联大教授日常生活》。回汉中后想西北联大就在汉中办学，何不关注身边的西北联大？于是便开始寻访西北联大遗址与史料，并在学校支持下筹建了“西北联大汉中办学纪念馆”,开始专职研究西北联大。

这次文旅丛书，原本是请他写西北联大，但讨论选题时，西北联大已有杨建民、苟保平两位承担，陈海儒便自告奋勇写故宫文物。好在两件事发生背景相同，西迁路线一致，海儒另辟蹊径，愈加出彩。

事实是自海儒承担书稿，便用多年治学经验，寻查史料，拜会学人，冒着酷暑去南京档案馆与北京故宫寻查当年史料。凡作田野调查学人都看重对当事者的采访，亦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且鲜活生动，可与史料相互印证，能够更接近事实。所以陈海儒也特别想采访故宫文物迁储汉中的见证人，但当事人大都过世。然而陈海儒并末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8月底，他得知被誉为故宫博物院“大内总管”的梁金生先生要在铜川照金参加学术研讨会。当时，陈海儒正在南京档案馆查阅史料，惊喜之余连夜乘车赶赴照金，见到并采访了梁金生先生。梁先生得知故宫文物曾存放的汉中方面正挖掘史料，书写被遗忘的往事也十分感动。据陈海儒讲梁金生先生70余岁，精神矍铄，待人和善。其一家五代供职故宫博物院的情缘令人钦佩。梁金生先生从小就听祖父与父亲两代人护送故宫文物南迁的艰辛经历，对文物南迁的种种往事十分熟悉。陈海儒有问必答，采访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最想知道的，有“中华第一文物”美誉的十面石鼓南迁始末，使得疑惑有了圆满的解答。

唐代初期，有农民在陈仓一带耕作时发现了十个石墩，皆通高二尺，直径约一尺，因形如鼓状被称石鼓。其时，正值贞观初年，百废待兴，发现石鼓，应为吉兆。在唐代即成热门话题，引发书家、诗人进行了多方研究。

麻烦的是因石鼓刻字无题款，不知具体年月。于是历代众学人依据石鼓形状、笔划字体、书写内容对诞生年代争论不休。诸多学人大家在石鼓诞生年代或持不同看法，但较为一致的是从文字为篆体上判定为周秦遗物，毫无疑问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获“石刻之祖”的美誉，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并吞东三省，又不断西进觊觎华北，为防日寇劫掠，有识之士不断呼吁，1933年初，经过精选的故宫国宝便由北京启运南下上海、南京储放。十面石鼓因系周秦古物，一致要求迁护，惜石鼓太重，迁运过程车载船运，不可预料之事太多，为免鼓上字迹损坏，有高人建议采用绵性十足之的高丽纸浸湿覆盖整个石鼓，纸干后就会紧附石鼓，纸外再包棉被，用麻绳捆扎，如此几层外衣放进木箱之中，箱内用稻草塞严，箱外再包铁皮后封条。正是如此层层包裹，保证了历经战火，西渡黄河，几经辗转，石鼓也安然无恙。

陈海儒又查清“七七事变”之后，为防不测，又将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内地。其中北路7286箱文物曾迁储汉中文庙及褒城县的张寨大庙、马家祠堂、范氏祠堂等地，长达一年有余。其时采用的保护方法，几次转移路线，以及沿途遭遇日机轰炸，翻越秦岭时卡车侧翻，看守卫士走火伤人……而故宫护送人员日夜坚守，舍命护宝……留下了许多珍贵往事。

陈海儒这本《故宫文物在汉中》全书脉络清晰，史料详实，叙事真切，文笔流畅，图文并茂，阅读之间，被岁月淹没的那些往事又清晰浮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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