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乡土中国

□杜爱民

陕西西府周塬上，董氏家族的后人用3年多的时间续写完成了新的族谱。在大约20万字的记叙中，以家训作为导引和贯通的连线，回溯家族宗脉的源流，续写新的当代传承。富有意味的是：这样的文字构成，是以《我的父亲母亲》来命名的，透过亲朋乡邻的追忆，呈现散落在记忆灰烬当中父母的形象与生活场景，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乡土中国曾经存在过的日常生活事件，重新找出父母在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重现对于个人与家庭来讲最为重要的时刻，从而激发家族共同的认同与合力。

《我的父亲母亲》最初的设想是由家里人写，并且只在家人当中传递。但是，它最终溢出了原有的构想，在通常以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形成了乡村日常生活与家族衍进的历史谱系追踪，让记忆变成事件，让人物活化场景，让情感、爱、良知贯通为对于家庭和个人生活史的新书写。

这里的文字撰写者，并非专于书写，也不擅长修辞，但他们是自己所写之事的亲历者，是事件展开与发生的现场见证人。写自己熟悉亲近的人和事，有时无须太多的文字技巧，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更直接地会意，是可以“眉目传情”“指石相证”的。因此，这里的文字与我们惯常所见的文字是不同的。它们更直接，更有体温，也更加粗粝，是乡土社会家庭、家训、家规、亲情的另一种书写。或者说，《我的父亲母亲》采用了乡村中独有的感受与表达方式，成为另一类的书写家族伦常的新文本。它肯定有不足与缺憾，有些甚至还不甚符合传统的书写习惯，但这也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重温家训，赓续族谱，表达对于长者的尊孝，等等，都是乡土中国礼治社会构序重要的组成元素。几千年来，在中国乡村，人们的流动性很小，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相互交往的。人们靠内在的良心约束自己的行为。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乡村的结构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并且具有伸缩力，是家族中心的实力。其核心便是伦常伦理。其方法是克己修身、推己及人。通过教化养成主动的对于道德的个人敬畏感，达成乡村社会的礼治，让道德规范获得普遍的支持与默认。

《我的父亲母亲》是对乡村社会个人与家庭传统治理方式的一种承续。它在今天中国乡村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现实情况下，仍然符合变化中的实情，仍然对于乡村个体与家庭的自我治理有效，仍然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因为，在当下维持礼治秩序的教化手段，并没有退出乡村生活的背景，乡村的变迁所引入的陌生感，与旧有的熟人社会相互重合，仍然在具体地发挥着作用。近年来，重新续写断裂的家庭族谱已有所兴起，《我的父亲母亲》无疑会是这一潮流中的特例。它用追忆构建的符号化的关于父亲母亲的生动形象，不仅再现活化了族谱中冰冷名字背后人物生活样貌，并且借此也勾画出家训导引下伦常的典范，与个人生活实践鲜明的实例。家谱与家训就此便不再只是形而上的一种抽象，成为家庭像水的波纹向外一圈圈推出过程中不可化约的东西，成为维系家庭成长的纽带。

《我的父亲母亲》的深层蕴含，某种程度上讲也折射出了乡村个体自我治理伦理维度的当下性。董氏家族之外的人，如果对此有阅读的经历，便会发现伦理在现代社会无论对于家庭或个人的主体性构建，都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是谁？”的追问，触及了“我们”这一主体性得以成立的基础与条件；我们如何达成了当下的存在，是由我们自身在历史综合中形成伦理转换来界定的。同样，作为撰写《我的父亲母亲》作者的“我们”又是谁，答案就在“父亲母亲”身上的伦理维度之中。最终都是“家训”围绕着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体发挥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的父亲母亲》有机会能够在董氏家族以外的陌生人中传递，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感受。通过阅读所形成的感受差异，实际是读者与自身经验比较衡量的结果。也许《我的父亲母亲》超乎某些人的阅读期待与个人预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它有所不足不够。所有对它的反映与感受，均说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他者”打造伦理主体过程的契机。这是《我的父亲母亲》，在阅读中获得自身生命存在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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