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往事（编者篇） 我说“朱总”

■朱小平

2005年，朱玉与经济编辑部同志合影。左一，本文作者朱小平，现任第一编辑部主任；左二，王金林，现任第一编辑部副主任；左三，朱玉；左四，韩琳，现任第五编辑部副主任；左五，李晓锋，现任副总编辑。 

在位于北大街青年路对面的省出版大院，曾经有5家出版社和省新闻出版局机关集中在一个院子办公，人数少说也有四五百人，但只要一说“朱总”，听的人和说的人都知道“朱总”是谁。“朱总”就是朱玉么！从他1989年担任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99年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退休，十几年间，大家都一直习惯地叫他“朱总”。所以，“朱总”就是朱玉，朱玉就是“朱总”，绝对错不了。即使后来“朱总”退休了，到现在已经是快80岁的“老头”了，许多人说起来，还是习惯性地叫他“朱总”；路上碰着了，也是毫不做作地、很自然地、一如往昔地叫一声“朱总”。

大家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习惯性地称呼朱玉为“朱总”，即使在他退休十几年后也是如此，不全是因为他曾经是陕西出版界的“老大”——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老总”。或许有些人在老总的位子上，大家不得不叫他某某总，但退休后更多的则是被直呼其名。大家之所以给予“朱总”这样持续的“待遇”，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他本人的尊敬，按正统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那么，“朱总”到底有哪些“人格魅力”呢？从我1985年进社起，他就一直是我的领导，所以对“朱总”，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根据我几十年与他朝夕相处的体会，“朱总”最大的“人格魅力”，就是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严肃认真。当然,在出版大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没有人对工作是不严肃不认真的。因为大家基本上从事的都是书稿的编辑加工工作。几十万字各种门类的书稿，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错。这种错误，有可能是政治性的，有可能是常识性的，也有可能仅仅是文字方面的。不管哪种错误，一旦发生，都会让编辑“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没有人敢不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但像“朱总”这样，从1972年进入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直到2006年退休，35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到晚上在办公室加班的，恐怕绝无仅有。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住在北大街65号院的时候，因为与出版大院只有一墙之隔，所以，许多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都是一家人团聚，他却是吃过年夜饭，继续到办公室加班。在他的概念里，似乎就没有节假日，以至于我有时会想，“朱总”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即使当了副总编、总编，他也从来没有放下编辑这个他从事了半辈子的本职工作。许多重要书稿，他都是利用晚上时间，逐字逐句进行编辑加工。经过“朱总”编辑加工过的书稿，当然是没啥说的，从内容质量到编校质量，都堪称“完美”。“朱总”对自己编辑加工过的书稿，自然也是很自信的。他甚至夸下海口：“我看过的稿子，别人要加一个字、减一个字都难。”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曾经“偷偷”抽查过“朱总”看过的稿子，从体例到文字到内容，确实堪称“完美”，就连标点符号都很难挑出毛病。“朱总”对待书稿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大部分作者来说，当然是心怀感谢的，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负责任的编辑，经过编辑加工，提高了自己作品的质量。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江其务在其《经济转型期的货币与金融》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本书稿有幸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玉编审亲自审稿编辑；审稿中，朱玉总编辑对打印稿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审稿记录长达24页稿纸约7200字，付出了相当的工作量。这些意见，对匡正概念、完善观点、规范形式、保证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朱总编辑的敬业精神、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此我向他致谢、致敬。”但也有个别人，因为急着出书，或参加评职称，或跑官晋爵，对书稿质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觉得“朱总”这种慢工出细活有点吹毛求疵，因此对“朱总”颇有怨言。然而“朱总”对这种怨言从来不为所动，该咋样继续咋样。因为在“朱总”的心里，稿子的质量大于天，绝不能带着问题出书。

“朱总”的另外一个“人格魅力”应该是他的亲和力。“朱总”的亲和力好像是天生的。从我1985年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朱总”做同事，到“朱总”离开岗位，我发现“朱总”办公室的门几乎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谁都可以找他说事情，就连在单位打扫卫生的脑子有点不太灵光的天顺，都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随便说几句话。在单位，许多人敬他，但不怕他。即使后来当了副总编、总编，大家也都没有“朱总”高高在上的感觉。他自己也没把副总编、总编当个官，一副我就是个编辑、吃的就是编辑这碗饭那种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样子，仍然是今天到这个办公室走走，明天到那个办公室坐坐，见了谁都跟见了亲人似的，亲亲热热地打招呼、说笑。“朱总”不光是对“自己人”有亲和力，对外人，特别是对作者，那更是亲切得不得了。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曾经有两本书很有名气。一本是198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本是198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两本书俗称“北方本”，曾经在我国经济学界和许多高校产生过重要和长期的影响。“社会主义部分”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著作”。从初次出版到退休，“朱总”一直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数十年来，这两本书陪伴“朱总”从青年编辑到总编辑，在给出版社和“朱总”个人带来巨大荣誉和可观效益的同时，也使“朱总”与这两本书的许多作者，特别是曾经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宋则行、宋涛、章宗炎、朱光华、何炼成、谷书堂、魏埙、宋文周、常修泽、林木西、张彤玉、柳欣等多位经济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作者来自北方十几所高校，均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也都很有个性。能与他们合作共事几十年，赢得他们的尊重，并且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和纠纷，实属不易。这其中除了“朱总”自己在他的自传《风雨人生》一书中所说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并非我有什么高招、奥妙，只是因为我对他们讲诚信、守信义。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对他们以诚相见，以诚相待，从不食言，从不违约，‘言必行、行必果’”外，与他一直以来对他人的尊敬和亲和力有很大关系。这些年来，这两本书平均两三年修订一次。每次修订，从初稿到定稿，至少各召开两次会议。会期少则十多天，多则近两个月。“朱总”作为责任编辑，每次会议，事无巨细，都是亲力亲为，把这些“神仙”们照顾得高高兴兴、周周到到的。这些作者，许多都是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朱总”总是细心周到地照顾到每一个人，甚至家属，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逢年过节，必定给他们写信或打电话问候、寄送礼物，有机会就去家里拜访探望。几十年来，“朱总”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一些名气比陕西人民出版社大的出版社，意图用更大的经济利益把这两本书挖走时，这些作者始终不为所动。甚至为了维护这两本书，几位主编主动拒绝了参加其他出版社另起炉灶编写同类教材的邀请。

当然，“朱总”的亲和力并不是没有原则、一团和气，而是真性情、不做作、没有架子、就事论事、不整人。事实上，凡是与“朱总”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朱总”虽然个子不高、精瘦、眼睛不大、脸上棱角分明，却是个火暴脾气，不能碰，一碰就炸。这就要说到“朱总”的第三个“人格魅力”，即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在“朱总”的个人字典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棱两可、你好我好大家好。“朱总”的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首先表现在他的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上。有一次，一位平时跟“朱总”关系“挺铁”的人当着“朱总”的面开玩笑地说：“人家当了官，都提拔自己的‘腿子’，你也不提拔一下你的‘腿子’？”“朱总”听后当场就炸了：“我哪有自己的‘腿子’？”让那个人当场就下不来台。我曾经跟随“朱总”出过好多次差，经常是赶好长时间的路，到地方后一碗面就算一顿饭。最奢侈的一次是到济南出差，我们四个人吃饭，“朱总”要了四个菜，还是豆腐、豆芽之类的，服务员当场就笑喷了。“朱总”的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还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朱总”对人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人品，包括对人是不是诚实，对工作是不是认真负责，等等。对他认为的好人、对脾气的人，你咋样“怼”他，他都不会计较，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对他不喜欢或者与他不对脾气的人，他也不会装假。不喜欢还要装出喜欢的样子，这就不是“朱总”了。

“朱总”的“人格魅力”肯定不止这些，而且见仁见智。即便是“朱总”自己，也未必同意我总结的他的这些“人格魅力”。那也没有办法，只能文责自负了。然而“朱总”用他践行了35年的这些“人格魅力”，留给大家的那份对他的尊敬，却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在未来的岁月里，只要“朱总”还在我们身边，大家见了，仍然会“朱总、朱总”这样一声声地叫下去。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时光荏苒，青春无悔。冬去春来，沧桑巨变。值此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员，谨以以上这些文字，表达我对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朱总”个人的无限感谢之情！也借此机会，向自己的葱茏岁月致敬！

个人简介

朱小平，男，1963年5月出生。1985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同年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一编辑部主任、编审。工作期间，在《中国出版》等报刊发表论文、文章数十篇。责编的图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等省部级以上奖项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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