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柳青、路遥的不解之缘 唐栋

柳青这个名字之所以于我如雷贯耳，不仅仅因为我多次读过他的小说《创业史》，更因为他把我的家乡写进了《创业史》，那一个章节还被编进了初中语文课本，叫《梁生宝买稻种》——“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柳青寥寥几笔，就把我家乡的那种味道写出来了。此后凡有人问我的家在哪里时，我就自豪地说：看过《创业史》吗？就是梁生宝买稻种的地方！

一个人，一部书，带着浓浓的感情，深嵌在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之后我会写一部关于柳青的话剧。在创作话剧《柳青》的过程中，他那双明锐而又深邃的眼睛仿佛一直在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他是那个时代站在精神高位的人，是坚守信仰、超越世俗的人。他有着三重身份——作家柳青、干部柳青、农民柳青，他身上最突出的特征是“三口气”——献身于文学事业的志气，充盈在创作理念及其作品中的地气，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妥协的骨气。他用毕生的创作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作家，只有在丰沃的生活泥土里才能刨到文学创作的“金刚钻”；文学，只有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才能获得鲜活的生命。

同样，1987年的岁末，当我第一次见到路遥时，也没想到日后会写一部话剧《路遥》。那段日子，路遥临时住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里的一间老旧平房里写作。我进去时，屋里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路遥猫着腰背对门口，正在给取暖用的炉子里添煤，他可能给呛着了，不停地咳嗽。

虽是初见，但毕竟同行，打过招呼后就像老熟人似的。我跟作家朋友相处时，一般不爱谈文学，难得有闲暇时光，何不让自己轻松点？路遥也是如此，丝毫没有要跟我掰扯一下文学的架势，而是打开一包烟，问：“抽吗？”我说：“抽，你尝尝这烟，新疆的红雪莲。”他接过“红雪莲”闻了闻，还给我：“这味道冲，抽不惯，我抽红塔山。”这时我发现，他拿烟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已经被烟熏成了黄色，这是长期抽烟留下的痕迹。他抽烟很用力，几口就吸完一支，然后把烟头往地上一丢。我借着渐渐明亮起来的光线，发现地上竟然铺了厚厚一层烟头，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蔚为壮观。难怪我进屋时感到脚下软绵绵的像踩在什么东西上，原来是这么多烟头，这得抽多少包烟、用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铺满这一地的“红塔山”啊！

他见我惊讶的样子，说：“这砖地，潮，老鼠还爱打洞；烟能防潮，老鼠也怕烟味。”他笑了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图个方便，弄个烟灰缸，几下子就塞满了，不停地去倒，麻烦。”

我看着他书桌上堆积如山、略显凌乱的书稿（这些书稿应该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心里明白，这些都是貌似合理的解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把这些烟头当成了创作中释放出的压力，有心理暗示的作用。每天看着它、踩着它、眼见它一点点增多，是一种什么心境啊？只有苦行僧般写作的人才能体味得到。

谁料，时隔五年后的1992年11月17日，路遥在他42岁的年轮上竟然英年早逝。那天，我正在兰州写一部中篇小说，听到噩耗后我放下笔，走到黄河边上，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点上香烟，我抽一支，给路遥一支，直到我随身带的半包烟抽完，我面前的石头上摆了六支……

路遥和柳青同是作家，又同是陕北人，柳青还是路遥尊崇的“文学教父”。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我不能再用打开创作《柳青》那扇大门的钥匙来开启创作《路遥》这扇门，两把钥匙是不同的，柳青以超强的使命感，几乎与社会同步地用一部《创业史》记录下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路遥则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展示了普通人在新时期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如果说柳青给予作家们的启示是如何贴近生活、扎根人民的话，路遥给予作家们的启示则是如何在作品中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动力，给人以希望。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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