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途中的诗意和人生

□王可田

在当代文坛，很多人的写作生涯是由诗歌开启的。无论古典诗词、现代新诗，是诗歌带给他们良好的语感，把控叙述节奏和结构文本的能力，并持续影响到其他文类的创作。以报告文学和散文驰名文坛的铜川籍作家和谷，也是其中一位。

诗歌最大的魅力，在于纯粹赤诚，自由无碍地洞穿心扉，联接社会事象、自然宇宙。诗意，是其可靠的辨识尺度；诗性，是其本质意义上的提取。和谷的文学创作，诗歌仅占较小的份额，但几乎延续一生的诗歌写作，很能说明诗歌的魅力以及在他心上的分量。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诗歌如初恋。甚至，进而发展为一种情结，深藏并内化于他们的生命。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陕西三十年新诗选》就收录有和谷老师的作品。新出版的《和谷诗集》，或抒情或叙事，简单明快，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洋溢着一种豪情。这些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不免带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却是时代特征的真实记录，刻画下诗人精神成长和写作演变的轨迹。

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八十年代，和谷也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井喷期”。一大批语言质朴、情感饱满的作品涌现出来，像《高原脚夫》《黄河咏叹调》《延河》《无定河》等。这些诗，从西部壮阔的山川地理或淳朴的乡风民俗中取材，带有“西部诗”的典型特征。像《高原脚夫》中的诗句：“我的歌流泻于生活的旅途/和着铃铛和清风的音浪/撞击着高原/这架古老的竖琴”；在《黄河咏叹调》中，诗人如此写道：“你曾有过含而不露的性格/因受阻于诸多的山脉/而显示暴戾的野性/挽巨澜于奔雷的壶口/挂云帆于历史的断层”。这一时期，和谷的诗歌创作，仍以现实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为主导，注重从现实生活的土壤汲取营养、提炼诗意，或是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派写作技法，呈现新颖别致的诗歌形态。

九十年代初，四十岁的和谷南下琼岛，前后有八年之久。就像《旅岛意绪》中所写：“南方之南/迟到者是一个移位”。九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锐减，散文呈现丰收态势。诗集中筛选的几首，除了深情歌唱“红土椰林绿岛”，对远在天涯的故园和亲人，也寄托了浓浓的思念。2000年从海岛归来，有了《世纪末诗钞》。其中的《牌友》，语言简洁省净，生活滋味和对人生世态的了悟，灌注其中：“从海南回来/又与老友约牌局/说一个死了/另一个病了//孤岛一缺三/故地三缺一/一归来了/牌桌却少了两条腿……牌友失散了/断了嗜好或恶俗/仍然天各一方/一切真的是和了”。

《锄头与鼠标》发表于2010年，其时，诗人已从古城返乡，在老家造屋、植花、种草，过上了现代的耕读生活。他为红薯写诗，为辣椒写诗，倾心于乡野生活，为乡村物象和农事而诗、而歌。可以想象，他拿着镰刀或扛着锄头，走在故乡南凹的沟沟峁峁，与山鸟对话，与草木对话，与远逝的灵魂对话，并不时地发问：“我这四十年都跑到哪里去了？”诗人的现代耕读生活，在我看来，不同于陶潜，不同于梭罗，他是用回归弥合生命中的裂痕和时间的断层，是向回忆讨要存在。

而这存在，联接了以往，又具有当下的性质。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诗意的栖居，与世俗红尘并不割裂。

果然此后，和谷不仅写一些散淡的生活诗，还向民歌、古典靠拢，与一些文人雅士酬答唱和。其意已不在诗文本身，而在一种生活态度。《一只白鹿在原野上游弋》和《树欲静》是近两三年的作品，再一次显示了和谷在新诗上的追求和功力。前者以生和死，春夏秋冬的自然时序，将作家陈忠实的一生和他的《白鹿原》世界，丰富而深刻地展现出来。组诗构思精巧，形式不拘一格，书写挥洒自如。后者驳杂而幽微，诗人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情感在其中若隐若现。

《和谷诗集》读完了，而诗作为诗还在行进着，被不断书写着。

当初那个满怀梦想和渴望，从故园出走的少年，而今满头白发地回来了。这还是当初那个少年吗？这故园还是当年那般模样吗？一切尽在不言中。裂隙和断层需要填补，返乡之途，即是诗意回归和栖居的旅程。对诗人而言，眼下正是好时节：稻麦金黄，果子熟透。于是抱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风轻云淡地回顾自己的诗意人生：“穿越审美的沙漠，伫望于灵性的海蓝中，复归故园千年不竭的鸟鸣，终是未能拥抱理想王国的诗神，只是宽慰了自己平生的情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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