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察
□四川朱昌俊
这两天,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先生在高铁二等座上笔耕不辍的照片刷屏网络,感动无数网友。照片中,白发苍苍、脚穿旧皮鞋,专注于修改文件的老人,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刘先林,他今年已经78岁。网友称他为“高铁二等座最高贵乘客”,直呼“又见扫地僧”。(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21版)
在习惯讲究排场、身份的今天,一位老院士放弃本可享有的一等座待遇,主动“降座”到二等座,且过程中还不忘工作,确实堪称是一股清流,也配得上舆论的点赞和抒情。但若仅仅只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
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回应,刘先林之所以放弃一等座,主要是为了方便与不能乘坐一等座的同事交流。换言之,“降座”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此外,据说刘院士在火车上工作是常态,为了省下更多的钱搞科研,他还拒绝为自己配司机。
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无论是坐二等座,还是生活上简朴化,刘先林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这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其作为学人的专注和投入。而这种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是比较稀缺的。因此,致敬刘先林这样的院士,不是说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像他这般简朴、不爱名利,而是说,学人对于科研的投入与付出,至少要能够与其获得的名利相对等。这对任何一种职业来说都是一样的。
一定程度上,“扫地僧”院士也好,“二等座院士”也罢,他们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他们所展现出的风范和形象,契合了物欲时代人们心中对某种纯粹东西的渴望。比如,对工作的专注,对专业的敬畏。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围观“二等座院士”最大的价值,也在于从这样一种传统的学人精神和状态中,习得一种专注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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