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撰述《小学识字教本》

■周铁钧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最后一次是1932年10月，于1937年8月出狱。他在狱中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大纲和条目分类。《小学识字教本》是一部文字学术巨著，“小学”即中国古代研究音韵、文字、训诂的学科。

陈独秀有一次与北大国文系学生台静农谈到《小学识字教本》时说：“过去研究文字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文字学学说，前人理论也有许多谬误，已不适于时代。我有责任创作一部典籍，赋予文字学以全新面貌。”

出狱后，陈独秀几经辗转来到重庆，住在同乡邓仲纯家，最大愿望是把书稿写完。邓家虽条件优越，但当时日军对重庆频繁轰炸，空中时不时响起防空警报，陈独秀不得不经常躲进防空洞，思路和写作常被打断。

后来，邓仲纯为陈独秀在江津县石墙院找到了住所，石墙院离县城三十几里，没有大路，不通车辆。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极好，既没有敌机骚扰，也少了许多应酬。

陈独秀在石墙院写书稿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只靠撰写短稿的微薄稿费度日。多年牢狱折磨、营养不良、写作劳累，年逾花甲的陈独秀身体支撑不住了，常头晕目眩，胸闷气短，有时还呕吐、便血。

1940年2月6日，夫人潘兰珍陪他到重庆仁和医院，医生为他做了认真检查，第二天，潘兰珍去取检查结果，医生说：“陈先生的心脏病、胃溃疡十分严重，可能活不了3年。”

陈独秀也预感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一边服药治疗，一边夜以继日地写作。但半年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祸：8月2日夜间，盗贼光顾陈独秀住所，装有书稿的木箱被窃走。潘兰珍急忙到镇上报案，治保人员说：这一带的贼人我们基本都掌握，定能破案的。

果然，6天后治保来通知，案子已破，木箱追回，只是书稿被小偷用来引炉灶烧了一些。陈独秀仔细核查，发现书稿少了近三分之一。失物追回大半，陈独秀心情好转了许多，他更加争分夺秒地凭记忆重写失去的书稿。

陈独秀62岁时，终于完成了42万字的《小学识字教本》初稿，全书分“字根及半字根”“字根孳乳之字”上、下卷，解释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寓义及衍生规律，引用大量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货币、陶瓦等古文字资料，诠释了方言口语，字形本义与词汇的关系。陈独秀在自序中写道：“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本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之一切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

1941年，国民党教育部设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收到陈独秀的书稿，总编辑陈可忠翻阅几页，就被鸿篇巨制折服，当即决定出版，恐其他出版社再向陈独秀索取书稿，决定预付稿费2万元。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教育类书籍出版必须通过教育部终审，《小学识字教本》摆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案头，他草草看过，批示道：“内容无大碍，可出版，但‘小学\’两字不妥，易与小学生、小学校混开来，须改。”

编译馆将批示转告给陈独秀，他气愤地说：“‘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断不能改。”

陈独秀不同意改，编译馆也不敢出版，书稿便被搁置起来。迟迟不得出版，陈独秀忧急交加，病情加重。这天，他找来邓仲纯、台静农和北大毕业生何之瑜，说：“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书稿千万不要遗失。”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问：“书稿只一部，失难再复，可不可先刻写油印？”陈独秀默默点头。何之瑜出面协商，国立编译馆刻蜡纸油印了50部。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在石墙院病逝，最终也没看到自己付出毕生心血的书稿正式出版。

1971年，经梁实秋协调，台湾“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根据收藏的《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出版了500部，书名改成《文字新诠》，作者姓名也被隐去。

直到陈独秀逝世近半个世纪的1995年，四川巴蜀书社根据油印本，出版了《小学识字教本》，印数1200册。至此，这部文字专著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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