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全镇的诗集买光 ——小说集《十三个父亲》自序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当初爱上文学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当过几年兵，能拉二胡、吹口琴、吹箫，象棋也下得鲜有对手，也有军人的硬气，但身上毫无文学的痕迹。也许他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文学是何物，更没背过一首唐诗宋词。但他经常在月光下给我们兄弟、邻居们讲故事，三国演义、杨家将、薛刚反唐、狄青征西……以及他的偶像林彪和四野往事。他用口舌把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精彩异常，让我常常一整晚辗转反侧，欲罢不能，人物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兵荒马乱，川流不息，栩栩如生，编写、演绎和讲述故事的冲动像夜色一样蓬勃。我对自己说，将来我要当作家，以虚构为业，靠稿费为生，周游世界，俯视万物。但父亲对此浑然不知，他点燃了火种，又要亲手浇灭。

我爱上文学的最初时光，是在一个小镇上。首先喜欢上的是诗歌。邮政所旁边有一个私人经营的书摊，经常能看到诸如《辽宁青年》之类的与文学有关的杂志。只要刊登有现代诗歌，我都千方百计买下来。有时候，与其说是买一本杂志，倒不如说是买一首诗。但这些杂志无法填满我日益膨胀的胃口。好在还有一家有教室那么宽大的新华书店，那些文学书籍像美食一样闪闪发亮。我常常利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跨过从镇中心穿过的车水马龙的省道，越过一条狭窄的有野芭蕉树和黄色竹子的小巷，拐过烟雾缭绕的国营面包店，到达骑楼街上的新华书店。如果不是遇到月底关门盘点，我会直奔左边的文学书架，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有七排，看有没有新的诗集。虽然很少有惊喜，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满怀期待。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诗，也不知道谁才是最有名的诗人。只要是诗集，我就咬咬牙买下来，揣在怀里，欢天喜地地跑回教室，度过好多天激动人心的阅读时光。但整个书店，一年之中也难得看到几本新诗集。我囊中极度羞涩，买一本诗集花掉了我半个月的伙食费。

我曾经在新华书店看中一本新到的诗集，爱不释手。但等到我积攒够了钱，诗集已经被人买走。镇上有同类，这让我感到不孤单，但更多的是让我不爽和警惕。我想成为镇上唯一的诗人，只有我读诗、写诗、出名，光环和荣耀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早已经开始写诗。利用一切时间，疯狂地写，压过镇上的所有“诗人”，让他们知难而退，成全我。我更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全国十大校园诗人”那样，被视为大熊猫，一路保送免试进入大学。在这过程中，我希望镇上没有竞争者。

我决心不惜代价把镇上所有的诗集买光。

但我几乎是镇上最穷的学生。我的学杂费得靠父亲从遥远的茶场上气不接下气地送过来的。他那点微薄工资供养着四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用捉襟见肘远不足以形容他的窘迫。因此他反常严厉要求我们必须把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回想起当年我要买光镇上的诗集的奢望，与今天的一个连房租也交不起的文青梦想买下一座城市差不多。而我，还是背着父亲把有限的伙食费和买牙刷、肥皂的钱挥霍在购买诗集上。我相信，只要省吃俭用，一定能把全镇的诗集都据为己有。一根牙刷我用了三年，到毕业时还剩下七根残毛。父亲把我面黄肌瘦的原因归咎于学校的伙食太差而我的功课压力太大。终于有一天，新华书店书架上的诗集被我买光了。可是，第二天，同样的诗集重新出现在书架同样的位置上……还有一个秋季，我把一个学期的学费36元全部寄往四川《星星》诗刊编辑部，参加了诗歌写作函授班。函授老师告诉我，他会尽力帮助我进步、发表作品，把函授的学费赚回来。我信心满满地以为，学校的学费暂且拖欠着，到了期末，我的诗歌稿费足够一次性交清。我还以为，此事可以瞒天过海，父亲也会浑然不知，因为拖欠学费的远不止我一个人。但他从学校门墙上的期中考试成绩排行榜上发现了我的反常。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无可辩驳。父亲暴怒，恨不得把诗歌这只恶魔立即从我身上驱赶出去。但我告诉他，不必太担心，我会争取被保送上高中、大学。

然而，直到学期结束，我也没有在报刊发表过一首诗，投出去的稿全部音讯全无，自然没拿到一分钱稿费，还搭上不少邮费。这是一次巨大的投资失误。我破产了。而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赫然摆放着新旧诗集。诗集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出来，根本无法斩草除根。

尽管如此，我仍然想把整个镇的诗集买光。

父亲察觉了我的动机，开始干预我购买诗集和写诗行为。他看不出我会被“保送”上高中、大学的前景。因为我直到初三才在县刊发表一首短诗，离全国出名的距离比镇到茶场的距离要遥远得多。父亲比我清醒，断然将我床头、抽屉的诗集和诗稿全部收走，让我专心读书。但为时已晚，我中考落了县重点高中的榜。我面临着两个命运：一是当农民，二是当农民工。

在万念俱灰的日子里，我仍然到新华书店去，看书架上有没有诗集。售货员早已经认出了我，对我说：“诗集早被人买光了。”

从镇看榜回家的路依然是熟悉的通往广东的省道，这一天显得异常崎岖漫长，树影婆娑，阳光斑驳，自行车碾过厚厚的黄沙，摇摇晃晃，举步维艰，一种绝世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从天而降。我才明白，父亲所有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把一个镇的诗集买光的想法多么荒谬可笑！我突然号啕大哭，将自己藏匿于汽车扬起的尘土里。回到家，当着父亲的面，我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诗集和诗稿，并且承诺从此与诗歌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父亲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从九户亲戚那里筹借了一千元赞助费，让我就读县重点高中。

在整个高中阶段，我再也没有买过一本诗集。因为我和父亲有过契约。甚至对语文课本上的诗歌也充满了警惕，仿佛一粘上它们便坠落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路断天涯，不再有将来。

然而，高中三年，我的文学梦依然在燃烧，像冰山下的火焰。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那么压抑，那么心有不甘，夜深人静，梦想便从哪个角落里窜出来，像一只饥饿的老鼠，骚扰我，撕扯我。实在无法忍受，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又匆匆撕毁。这是对契约的违背，对父亲的背叛。纠结、矛盾，自我谴责。对此父亲浑然不知。

直到我参加工作，父亲仍然反对我当一名作家。他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当一个作家，远不如兢兢业业当一名副乡长更能光宗耀祖。为了报答他，我在政府办公室待了十八年，就为了当一名副乡长、副县长。有一天，我离开了政府办公室，到文联去，当作家去。他心如刀割，唉声叹气，羞于见人，最后从祖坟风水学中找到了答案，理解了宿命，才稍稍释怀。此时，我的创作生涯进入了喷发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而正是此时，父亲的影子在我脑海里剧烈晃动，在我提笔写作时，他总是最先不邀而至，跃然纸上。于是，我回想起了他生平的点点滴滴。我小说的故事起源跟他脱离不了干系。比如《捕鳝记》，便是起源于当年夏夜父亲领着我持火把捕鳝的经历。父亲小时候受尽饥饿折磨，《牛骨汤》中重现了饥饿时期父亲随祖父寻找食物的场景。《鸟失踪》《旅途》《把世界分成两半》等篇什中也有与父亲有关的一些真实细节。

父亲很少读我的小说，可能是因为读不懂。我也从不跟他谈论文学以及因为文学跟他“较量”的那些日子。甚至不肯在他面前承认我热爱写作是因为受过他的“口头文学”的影响。父亲去世三年多了，如果他不再反对，我愿以此书献给他。

顺便告诉你们，我也曾经回到镇上去。镇子变化很大，省道早已经改道，那些小巷也已经踪迹难觅，文化站也已经搬迁别处，新的街道和房子让我感到陌生。但新华书店仍在，书架还是那些书架，只是琳琅满目的书籍中再也找不到一本诗集了。我相信，并非诗集被无端蔑视，而是有人替我将它们全部买光了。（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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