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昌龙
在老爸和老妈之间,我更惧怕的还是老妈。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只打过我一次。而妈妈打我的次数,不知是爸爸的多少倍。
我在未上学之前,因贪慕其他小朋友手中价值五毛钱的泡泡糖,而私自拿走了妈妈放在枕头底下的五元钱。我蹑手蹑脚地将枕头放回原处,尽量将床铺成原来的模样,不让她看出我爬上去过。幼时的天真觉得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但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妈妈一直站在门外看着的。她跟在我身后,看我进了小卖部,又偷偷地在我前面回到家门口,等着我回家。
我在外面玩了一个下午,天黑才回家,将剩下的四元五角钱一张张展开、铺平,罗列整齐,放回原处。又依照中午的“作案手法”将床铺好。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便去吃饭。第二天,也是中午,妈妈问我昨天下午干什么去了,我头也没抬地回答,说去了奶奶家。他又问我拿没拿钱,我的眼自然不敢看她,便故意支开话题,但事情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所等来的是一根和我中指一样粗的细棍,而它在我身上留下的,则是一道道红印。也许是我的拒不承认惹恼了她,她竟将我绑在门前的水泥柱上。六月的天,太阳照得刺眼。片刻,我便昏厥了过去。我不晓得我是怎样到了医院的,只晓得我睁开眼时,看见母亲伏在病床前,手里还有一个未剥完的橘子。此时的她是那么弱小,那个女强人现在已不复存在,而是弱小得令人可怜。
天真的思想使当时幼小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决不再让母亲伤心。
我考上了高中,却不见母亲高兴。我知道其中缘由,高中是全日制寄宿学校,也就意味着我需要两个星期才能见到母亲一次。而母亲老家在四川,与我的外婆不能时常相见,所以对我的呵护便少不了。可现在两个星期见一面,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在滴血。
赶上“双休”,学校决定多上一个周日,间周大双休。我在第一个周五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再多上一个周日。我打了三次,第一次没有接,第二次也没有接,终于在第三次,电话那边传来的不是“无人接听”而是微弱的一声“喂!”我告诉她:“是我,妈,我打个电话跟你说……”话没说完,她又接了过去,这次声音明显比刚才高了:“啊,怎么了孩子,不是明天回来吗?我菜都买好了,还让你爸从集市上买了只鸡哪。你那边热不热,学习跟上没有?吃的还行?跟同学相处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让我无从回答,只好跟她说上学的事。她在话筒里的声音明显又回到刚开始:“哦,”要说不同,只是比开始多了一丝无奈与失望,“挂了,学习去吧!”“咚咚咚,……”
前几日回到家,母亲得知我当了学校山海文学社的社长,半开玩笑地说:“都当上‘文艺青年\’了,什么时候给妈写篇文章!”便有了上文。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母亲是多想你。
母亲,您的前半生已为我付出太多,可否把您的后半生也借给我?不同的是,这次我为您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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