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清廷为了钳制地方督抚权力日大,令本来掌管学林的学政,担负起监察监督的责任。而为了防止学政权力过大,又赋予地方督抚年终密奏学政的权力。两相制衡下,学政

□本报记者鲍青

陈官俊仕途的第一个大挫折,是遭到山西巡抚成格的恶意构陷。在清代,因为学政的特殊性质,往往成为地方督抚顾忌和不喜的对象。

清初,朝廷裁撤各地巡按御史,地方吏治监察由总督和巡抚兼任。督抚节制通省文武,职掌察吏安民。随着他们权力日重,如何防范权力滥用成了当务之急。

由朝廷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学政,成为监察地方官员的理想人选。

学政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朝廷管理人才,主管一省的学校,是负责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的最高长官。官员在任学政期间,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且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而学政的待遇优厚,当时有“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的说法。所以学政在地方官僚体系中,独立性和灵活性很强。

学政由朝廷中央直接简派,不属于督抚的下辖属官。学政通常三年一任,且品级不定,往往是从京城其他衙门临时调任过来的,大多情况下是翰林院的学究。他们在京城虽然级别不高,但却是皇帝亲简,属于钦差。

皇帝派遣学政管理地方文教事务,同时也秘密牵制督抚及其他外官。但与巡按御史公开监督不同,学政则是皇帝的耳目,负责访察密奏各省吏治与民情。皇帝往往私下吩咐学政,赴任后,要一方面“凡大小官员的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要留心访察”,另一方面,学政专司校士衡文,“无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四川学政任兰枝离京赴任前陛辞请训。雍正帝面谕他:“你到那里,凡大小官员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要留心访察,就如设立巡按的意思。若有出色的好官,密奏朕知道,如无出色的好官,也就罢了。”皇帝还特别叮嘱,此类密奏须要学政专门差人送京,做到君臣共同谨慎严密。

清中叶以后,学政尽管没有明确的稽查密奏章程,但基本上以“随时”形式奏报各地事务,在实际运作中逐渐形成一定的常例。

许多学政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监察重任。他们切实按照皇帝要求,随时将某些督抚及地方弊政上奏。如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江西学政谢溶生奏劾巡抚纳贿,勒索属员馈送等项劣迹条款。乾隆帝览后,觉得谢溶生所奏巡抚种种劣行“实为骇然”。他同时也有顾虑:“谓谢溶生与巡抚别有嫌隙,遂可驾空捏说,全无指实,则自应治以诬奏之罪。但所奏各条,俱有款征,亦何从凭虚捏造。”

乾隆帝深思熟虑后,认为此类大案“政治攸关”,不可不彻底查究虚实。他密令钦差刘统勋等人前往查办。刘统勋查证谢溶生所参各事全部属实,最后不仅江西巡抚被革职查办,连两江总督也因“失察获咎”。当时各地督抚一时改变对学政态度,表面礼遇有加,背后咬牙切齿。

学政可以密奏督抚大员的过失,令许多地方大员如坐针毡。而一些不够检点的学政,也开始利用手中特权钳制地方官员,甚至肆意妄为。嘉庆年间,山西学政莫晋曾获得皇帝密旨:“朕闻山西抚藩(巡抚和布政使)二人,优劣声名迥别。孰优孰劣,密奏以闻。”莫晋得旨后,秘密走访调查,立刻将结论奏报朝廷。只是莫晋恃功自傲,有意邀宠,对山西官员随意褒贬,又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嘉庆帝为了安抚督抚情绪,严厉批驳莫晋:“所论二人,皆未的确。汝不过随时随事,察其优劣,密奏以闻,以备考察耳。朕岂有不信抚藩大吏,反信一个书生片言只字之理?若错会朕意,依势作威,自误不浅矣。”

由此,学政在地方面临着尴尬的处境:按照朝廷规定,各省吏治与民情是学政禁止干预的事务。但朝廷又要求学政承担访察密奏的责任。

随着学政权力日重,皇帝又开始依靠督抚来钳制学政。

为了限制学政权力,各省督抚可以在年终密陈学政声名。而这成为清廷掌握学政廉洁与否的重要途径。

皇帝早已发现,某些督抚即使明知学政声名狼藉,仍不肯据实参奏学政,“若非瞻顾情面,扶同徇隐,必系各督抚等在任别有贪劣款迹,恐被学政讦发其私”。他们心存顾忌,不敢将名声不佳的学政列入弹章。结果导致原本“互成敌体”,彼此制约的督抚与学政,若因互挟其短,“遂不得不联为一气,互相弥缝”。而通过将学政纳入年终密陈范围之内,既加强了督抚在地方的权威,又分化了督抚与学政的相护联合的风气。

陈官俊身为学政,有秘密查访山西吏治得失的权力,这引起了山西巡抚成格的恐慌和仇视。于是他利用陈官俊入京离任的机会,密奏陈官俊诸多“不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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