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旭斌
来不及看清庄稼的成熟,还没有闻见麦子的芳香,我就掉头走了。昆仑山比往年更加蓊郁,太阳初照的风刮过绿油油的山坡,径自涌动着盈盈的涟漪。
路过一道道沟坎,故乡人用陌生眼光看我,那个从小的放牛娃现在竟退出了村庄。和我一起成长的树木,剩下的只有无人打理的院落里几丛孤零零的白杨,几棵年高病多的核桃树。村后面的园子,属于我们的果树已不知何时被砍走,徒留擎着碧伞的梧桐树,还在我离乡后年复一年地发绿芽,开喇叭。
走出村庄的泥路已被硬化,没有被雨水冲毁和车轮碾压的坑洼,更没有豁亮的脚印。房前院后的树木,共同为秋后的村庄遮凉。能看见的瓦房越来越少,许多人家在近年来的翻新房屋中都盖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耸立在村庄的某一台土岗上,显得很耀眼。
过去一排排挺立的马鞍架构的土墙瓦房,现在只剩下举家无人的院落,屋脊倒塌的破屋、烂瓦、断柱、垮门,门窗油漆剥落,斑驳的春联上还可看见哪一年“春”的字样。
村里的土房子已基本拆倒。先人留下的家业会被子孙重建或变卖。村里人拆掉旧房的那一年,主要是地震让房子失去了安全性。父亲亲手拆掉房子,非常心疼,把瓦当码放整齐,把木椽垒在院里,只有墙土全部运往庄稼地里,再长出好庄稼来,再供我们吃喝。
伴随着叫木拜的人的病逝,再没有人上山放牛下田耕地,牛被赶回来置办后事的儿子赶往小镇的屠宰场。村里最后一座木结构的土瓦房,伴随着一个叫金拜的人的年老,在国家低保人群有住房的政策帮助下,政府为其建起了新平房后也成为了过去。
村庄依旧按部就班地转动,犹如朝夕闭合的日月。村庄里一切水响磨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像缠在路畔屋后的野刺藤顽强地活着。不管有没有人欣赏,花香自开。
像风一样迷茫的还有主宰村庄前景的干部。村长夹着纸烟,走过野岗上公路缠绕的地埂,遥望着挂满山坡的石灰窑、石料场和渣场,一边狠狠地吸烟,一边构想着下一步对村庄的规划和发展的蓝图。这一片片大野,梯田,这一道道山梁,高岗,过去全村人栽过桑树,聚合草,养过蚕,养过猪,现在长什么都不景气,大片大片的土地已经荒芜,这些草能长出村庄的什么希望呢?他不知道,心里也一直陷于疑问。
村长把纸烟抽尽了,掐灭烟头,朝凉水泉走去。坐在灌坪的洋槐林下面,脚下就是感觉快要灯死火灭的村庄。在村里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丢下老人孩子纷纷离乡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个空壳般的村庄继续健康地运转,是他最近一直在这道山梁边徘徊边思考的问题。他像患了场重病,倒不是因为手下没有可管的村民,而是长久的思索他仍未找到答案和村庄的出路。在20多年前的村庄上空,这个时候正是各家各户的人们忙着纺绳的时节,到了黄昏时分,家家户户豆腐坊的炊烟填满这村庄沟壑。村里人靠勤劳添置着农具,靠农具创造着生活。
农业养活过村庄,但还是被人们抛弃。黄鹂鸟“旋黄旋割,四川的麦子割倒了”的催促里,父亲请来收割机。由于麦子长势不齐,许多麦穗卷不进机器里,撒在地上,父亲心疼麦穗,弯下腰整整捡拾几天。直到父亲腰疼难耐时,我才敢给父亲算一算种庄稼的账。最终,父亲终于决定不种麦子了。
什么可以让村庄重焕生机?村长瞻前顾后想不明白,在他照料村庄的这数年间,为什么世事无常多端,首先是农民都不种地了,梯田肥地都撂荒了,其次是人们都走了。失却人气的村庄气喘吁吁,在经历完手术般割据的阵痛后,面临着最后的挣扎。老了的村长有一种无法倾诉的低落和失望,特别对过去,村长抱着迷恋,更放不下惆怅。他一辈子在村庄里转悠,一直在探寻村庄的希望。村长不指望前方的路都有多么宽阔,能在顺其自然中过好日子是他最大的理想。
他喜欢独行荒野,如同树木定定地站在塬上,夜晚它不感到寂寞,风雪它不感到荒凉。就像我常在梦中摘苹果,费尽全力总摘不到手,还生怕压折树枝。
村里的生命都在年老,对够不着的事情我已放弃,不再企望,对剩下的事情尽心尽力,万般珍惜。鸟儿带着我流浪,我知道鸟儿的生存,也要努力给自己后路,来搭建躲风避雨的另一个屋檐。我挖一条水渠,把夏家湾的泉水引到麦地里,麦苗滋滋的欢饮声,让一条水渠欢快流淌,水渠畔的水芹菜,越发郁郁葱葱。
横陈在院墙下的那根木头上,连绵雨水已让它长出大朵的木耳。最初刻写在树皮上的字迹笔画变细、线条拉长。
一个个黄昏,宕沟的夕阳照过水塘、麦场,软暖地照着墙角和暮色里亮汪汪的烂木头,我坐在上面的时候,正好拦住了成群的蚂蚁。他们匆忙赶路的样子,好像要去赴一场约会。
月亮底下,我们顺墙根铺上麦草,靠着院墙端一只瓷碗吃饭,透过树影的光线,把我们封装在寂定下来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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