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周克芹的故事

○徐建成

从近代有稿酬制度以来，稿酬与作者的关系，大体说得上是如影随形。而作者写作是否就是为了稿酬，却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因此，我想到了已故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克芹先生的两个小故事。

在周先生成名之后，有企业老板托人请先生为其写报告文学，树碑立传，开价稿酬为数万元。克芹先生其时由农民作者转为国家正编干部不几年，工资收入和写纯文学作品的稿酬加上奖金也并不多，在四川省作协的工作人员中，他算是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之一。按说，这几万元的稿酬完全可以让他由温饱进入“小康”，按常理，他定会欣然接下这个写稿的“业务”，但不料先生却婉拒了。其理由大致是：我写惯了小说，写不来也写不好这种东西。那时的克芹先生已不是当年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农村业余作者，而是已无衣食之累，根本用不着为了几万块钱而浪费自己的才华和光阴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因而影响或中断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发生在此前约十年的另一个故事是克芹先生还是农民业余作者时，每次到省作协改稿，他都要很麻烦地背米到乡镇粮站换成粮票，然后才能交粮票到作协换成改稿期间吃饭的饭票。时常家无隔夜粮的克芹终于鼓起勇气对作协领导说:能不能调我来专门写稿，我不要工资，只要发饭票给我就行了。克芹此时谈到的饭票也就是在取消稿酬的特殊年代所能要求的特殊稿酬。写稿是他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他当时很重要的生存之道，起码是一条生存的“辅道”。

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作者，虽大都没有达到克芹先生所达到的成就，但大都有过与克芹相类似的通过写稿得到部分“饭票”的经历。所以，对我们而言，稿酬曾经很重要，而现在已经如同克芹先生调到省作协工作时一样变得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因为更重要的依据是眼下写东西的我们已经不担心“吃了上顿无下顿”了。所以，稿酬的多与少对于我们而言，只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问题，而不再是与写稿几乎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事情了。

前几天，与一些作家朋友谈及稿酬问题，由此而想到了周克芹先生的这两个小故事。假如克芹先生在吃饭都很困难时，有老板（自然当时还不可能有老板这个阶层）请他写报告文学，答应管饭并且有回锅肉下饭，相信他会勉为其难地答应为其写传的吧？这种假设决不是对克芹先生不敬，而是有鲁迅先生的经典语录为依据的，这就是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如今我们这些作者，大多都已经解决了生存和温饱的问题，所以写稿的本质就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就是为了发展和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而与此同时，还能得到或多或少的稿酬，物质与精神都得到了实惠，天下还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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