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波澜壮阔的新史诗 读《钓鱼城》■李 瑾

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可能回避时代，更不能与时代隔绝。四川诗人赵晓梦长诗《钓鱼城》的出版，就是立足时代唱出的一曲抒发中国情感、呈现民众精神的“大风歌”。

在《钓鱼城》一诗中，赵晓梦的笔触虽然立足整个宏大的战争，但并没有按照历史/时间逻辑铺陈战争的演进，而是通过三个章节、九个历史当事人的内心独白，深入描摹了当事人的内心跌宕，并借以构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西方学者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赵晓梦通过诗歌回到钓鱼城，不是要成为无数个离乡者的代言人，也不是以所谓灵魂还乡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而是试图借助这样一座石头城，展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者为人”“人能何为”乃至“华夏文化何以绵延不息”这样一个命题。

长诗中，第一章《被鱼放大的瞳孔》以自我咏叹的形式，表现了蒙哥及其夫人、蒙（元）先头部队总指挥汪德臣弥留之际的遗憾、痛苦、挣扎，特别是蒙哥，“天下再大，不过是马蹄的一阵风”，在小小的钓鱼城下，最终落下“客死他乡的宿命”。这种悲叹，是侵犯之人宏图难酬的哀鸣。第二章《用石头钓鱼的城》通过自我陈述，将钓鱼城守将余玠、王坚、张珏坚强、镇定、气吞山河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词语之中，处处有传统儒家文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王立、熊耳夫人、西川军统帅李德辉相继登场念白，本章尤为精彩，作为守将的王立面对“屠城”压力，必须在个人名节和十万民众生死间作出抉择。这种书写意味着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人物的忠奸与否、行为的对错与否这样的问题上，而是透过钓鱼城内外的九个人折射华夏民族的苦难辉煌和华夏文化中的集体英雄主义，并借以反思战争、人类和“不可控的命运和人性之殇”（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语）。

赵晓梦自觉接续了《诗经》这一文明史诗（有别于传统的创世史诗、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的精神脉络，创造了一种涵盖中华文明/文化特色和世界文明史诗文体特点的史诗范式，这种史诗描写的主角不再是个人而是人民，题材不再是神话的而是文化的，风格不再是虚拟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也就是说，史诗在内涵上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事件、人物、场景基础之上的弘扬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文化和精神的文学样式。诗人梁平曾表示：“面对新时代，诗人更需要重新担负起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走出自己用幻觉搭建的象牙塔，摈弃自娱自乐的自恋，密切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的生存和精神的成长，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内涵，书写人类丰富、饱满的心灵世界。新时代也在呼唤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风雅颂’。”在这个意义上，赵晓梦通过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试图跨越狭隘的民族观念走向一个伟大国家价值观念的腹心，这个国家既是文化的共同体，也是人类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亦即《钓鱼城》采取一种趋向灵魂高度和难度的吟唱，对人民这个主体和时代这个载体表达出诗性的敬畏和关怀。这样，赵晓梦的书写符合肖洛霍夫的“艺术家”标准。这位著名的前苏联作家说：“艺术具有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的强大力量。我想，那种把这一力量运用于创造人们灵魂中的美和造福于人类的人，才有权称之为艺术家。”

当然，赵晓梦的这种范式创新或者创作努力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众所周知，蜀地是新诗创作也是长诗写作的重镇，比如吉狄马加的《我，雪豹》、梁平的《重庆书》等作为具有史诗气质的鸿篇巨制，一定程度上滋养了赵晓梦诗歌的精神架构。《我，雪豹》以“我”的名义自述展开的一部民族的心灵志，而《重庆书》则以一个城市/故乡为切面检索时代的发展史。作为晚进的赵晓梦无疑会主动接过前辈手中的大旗，且集二家之长将钓鱼城构思成一个会自我言说的“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也承载了历史对当下的投射，从而让《钓鱼城》具有了文献和文明的双重价值。

《钓鱼城》记录的虽非当下，但其强烈的历史意识无异和不朽的“家国天下”精神共鸣共振，亦即为时代写作（立功）、为人民写作（立德）和为个人写作（立言）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为人民、时代写作就是为我写作，为我写作就是为人民、时代写作，通过这样的写作，诗人由“小我”升华为“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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