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传情达意需诗意修辞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3-29 08:46 https://www.yybnet.net/

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访问学者、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

“新冠疫情”成为了全世界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全球化时代下的偶然，似也是必然。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任何事件都不局限某一国，蝴蝶效应的道理，谁都明白，因此任何难题，都需要全世界去面对。只要全人类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难关也能挺过。互助本身就是人类本能，也是保证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重要动力。

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帮互助，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下一幅感人的图景。从上个月日本侨界写来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开始，这意味着，在这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接力赛当中，你来我往的“诗词大会”，必然会成为当中一抹令人感动的亮色。

前不久，我们在支援法国医疗物资上写上了令人感动的八个字：“千里同好，坚于金石”，这是魏晋名士谯周流传千古的佳句，而下方与之对应的却是一句法语“Unis nous vaincrons”，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意为“团结定能胜利”。如此浑然天成的两句话，超越了民族与语际，显而易见是世间第一流的修辞，自然更是一种极致的传情达意。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属于诗的漫长时代，这个时代奠定了整个人类的修辞传统。这个时代属于李白、陆游、徐渭与龚自珍，也属于但丁、歌德、莎士比亚与波德莱尔。之于今天这个“表情包”横飞的年代而言，诗看似有些过时。但是在传情达意上面，诗的意义当然无与伦比，因为精妙、凝练的诗意修辞，本身就有直达人内心深处的力量。

有人的地方，就有诗，这不言而喻。不同的民族，自然会迸发出不同的诗意。在诗的时代，不同民族的交往，使得各种佳句流传千古。俯瞰中西交通史，就是一部诗意盎然的历史。这次除了援助法国的物资上写下了两种不同语言的精彩诗句之外，在援助印度的物资上，也用中印两种语言写上了“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这句寄语，这本是昔日唐玄奘在印度尼莲河边所写的名句；而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上，则有“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这十个字，这正是明代诗人李日华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诗歌，除此之外，还有用意大利文写的一句话——“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这正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代表作《图兰朵》里的经典对白。

从诗意修辞的角度来看，其力量在于穿透历史，具有恒久的凝聚力与号召力。诗句不是口号，也不是标语，而是一种修辞方式，以一种纯粹而又隽永的话语，引导人们走向彼此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靠的就是语言，而修辞则是语言的灵魂。诗意的修辞，当然会使人际交流事半功倍，也会给国与国之间的公共外交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互联网时代，诗的衰落，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武汉加油”大家见怪不怪，若是换成“米兰加油”、“德黑兰加油”或“柏林加油”，则多少就觉得有些怪异，好在这些标语没有随着爱心远涉重洋，而是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作为有过唐诗宋词传统的民族，诗的衰落造成了修辞的贫瘠，实在是大不应该。

诗与单纯的诗歌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一种顶级的修辞，眼下大多数白话诗歌，早已与诗无关，而走向了诗的反讽。要了解诗，必须回望历史。轴心时代的中西哲人，都认为诗具有人际交流的功能性，而不只是束之高阁的产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写过《诗学》，古罗马的贺拉斯写过《诗艺》，中国古代也有《诗经》。诗是人类传情达意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诗的意义在于可以描述普遍性。孔夫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如今“兴观群怨”亦有，描述普遍性的文字也随处可见，只是诗没了。疫情让我们重拾诗意修辞，亦算是这场疫情之后的反思。

人之灾难，莫过于死亡，生死关头，灵魂有诗，便是圣人。因为此时的诗歌，作为一种修辞，不再是与他人的对话，而是自身灵魂对肉身的传情达意。幼年看《泰坦尼克号》，唯一的震撼是船上四位提琴手视死如归，拉琴直到船沉。他们拉的曲子叫Nearer My God to Thee，是十九世纪教会著名赞美诗，船上的人早已无心听曲，四位提琴手显然是为自己演奏挽歌；少年时读瞿秋白，《多余的话》便是极致的诗意修辞，读后使我过目不忘，瞿秋白并不确定这篇遗书是否真的可以传世，因此文章唯一的读者，便是瞿秋白自己。人之将死，还能如此从容，只有灵魂中有诗的人可以做到。

一个人的死亡，是灾难，当全人类共同面对死亡时，则不可视死如归，而是应当同仇敌忾，传情达意的诗意修辞则是要凝聚所有人。我曾说过，战胜恐惧，仍需诗意。在灾难来临时，传情达意亦是战胜恐惧的方式。正如茨威格所说：“恐惧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孤独感是它们共同的根源。”人世间的绝大多数恐惧，都是源自于孤独。尤其是疫情蔓延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为防止疫情扩散，被无奈分割隔离，形成无数个孤独的个体，这会让人类对于疫情的恐惧愈发加剧。但是诗意修辞，会让人战胜恐惧，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给伊朗的物资上写着“亚当子孙皆兄弟”，不妥，应当改为“炎黄子孙”，凭什么我们要做“亚当”的子孙？这似乎让人想到疫情之前某位教授的精彩言论，“亚当就是亚洲的当，亚当是条蛇，蛇一走路，当当响，所以叫亚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亚当也要独占，这是疯狂。殊不知，亚当者，Adam也，非哪类民族或文化所独有，《圣经》故事自不必说，在伊斯兰世界，亚当被翻译为阿丹，九世纪穆斯林学者塔巴里以《圣训》及犹太舶来启示（Isra'iliyat）为基础，对《摩西五经》作了详尽的解释，认为当真主准备创造亚当时，曾派遣加百列（Jibrīl）和米迦勒（Michael）前往地球以泥土造人，这一名字《古兰经》里出现了多次，亦被认为是万物之祖。更何况这本是萨迪诗中的一句话，若是改成“炎黄子孙”，不但诗意荡然无存，伊朗民众退回这些物资或也说不定。

疫情全球蔓延，已是人类之殇，一些添堵的声音却总是奇奇怪怪地在各处响起，压制了诗意的传播，让传情达意变成了势不两立与剑拔弩张。如果说质疑“亚当子孙”尚处于理性之声的话，那么大多数声音则属于粗暴狂妄、蛮横无赖的噪音了。无论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还是某家餐厅祝别国“疫帆风顺”这种恶毒言论，竟然在网络上不乏市场。近来一些时日，又有一些名人在网上为日本、韩国、美国的疫情蔓延公然叫好。以“爱国”的名义四面放毒，这同样是对修辞的玷污。爱国是一种高贵的修辞，它毫无疑问当更具诗意，因为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传情达意。无论是屈原的“长叹息以掩涕兮”，还是秋瑾的“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抑或是拜伦的“我不为眼前的危难而忧伤”，修辞之高贵不言而喻。而今日所见一些网络极端言论，无非青皮流氓、胡搅蛮缠的拙劣修辞，以为标新立异，无非自取其辱，当与爱国二字无关。

话说回来，其实这些写在援助物资上传情达意的诗句，并非耳熟能详，但是它们产生的背景大家并不陌生，而且只要翻译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成为这种语言的一流修辞，诗意修辞的魅力，便在于此。我完全相信接受这些物资的世界各国朋友们，当看到这样的诗句时，会如同之前我们读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样欣喜且温暖。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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