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是如何让这个世界有“意义”的？

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可以将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这个定义简单明晰，让符号学成为整个文科的公分母，文科研究文化，而文化就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底线问题，就是探究为何人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存。如果说动植物也有意义追求，符号学就不得不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自然界与我们精神相通。

成果名称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名片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讲符号学、叙事学

成果价值

●符号用来携带意义，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携带。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意义是人的意识与世界的关联方式，人通过感知得到关于世界的意义，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意义之中

●文化就是与社会相关的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主要用来讨论研究文化问题●符号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论，但是它依然需要理解意义世界的本质。需要研究意义与意识，与经验与社会文化等几种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符号学大国，从先秦以来，哲人不断地思考意义问题。总结这些思想财富，就能建立符号哲学的中国学派

符号学是当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基础

符号学的任务已从分析表意行为，转为解释当代文化的惊人图景，揭示危及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重新审视甚至重新定义各种学科籍赖以立足的基础概念。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号的动物，人是“能作符号学式思考的动物”

由于符号学理论视野开阔，不尚空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巨变，使符号学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鸿沟，符号学一方面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超越了形式研究，其论说锋芒锐利，成为当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基础，符号学的任务已经从分析表意行为，转为解释当代文化的惊人图景，揭示危及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重新审视，甚至重新定义各种学科籍赖以立足的基础概念。

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自在的物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义世界却是人类的意识与事物交会而开拓出来的。反过来，意义活动也造就了意识，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方式。这点极为重要，因为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区别与动物，或与人工智能体的根本点。

不仅人类，甚至植物和动物，或许还要加上人工智能，都使用符号。动物是可能的意识载体，对他们的意识之研究至今太零碎。近年各种认知实验报告让有关讨论更为具体而紧迫。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人的一些意义能力，可见人的符号意义能力是生物进化先天获得的，不完全是在后天的经验或社会活动中学习所得，因此要十分重视对动物心智研究的进展。

另一端，是人工智能正在形成的另一种可能的“符号意义意识”。对此课题的前景我们只能乐观但谨慎地等待，为了不让讨论漫无边际，在讨论人的意识与世界的关系（例如本书讨论“符号升级”与“元符号”）时，或许会用笔者对人工智能的有限理解做对比。但是这个领域进展得太快，任何预言都太冒险。现代之前，人的梦魇天敌是动物怪兽，现代化以后，人的噩梦是机器。它们身体能力上可能远超过人类，在意义能力上却只能为人所趋役，一旦它们获得人类的意义能力，世界就换了主人。幸好，至今为止，动物把所有时间用来觅食生殖，机器总得等待人来按按钮。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人类特有的“符号意识”的构成极端重要，因为它一边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原因，一边是人类控制“数字化未来”的希望。

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自己在使用符号这一点，有能力心知肚明，有能力作反思。例如在红灯前停下，如果一条狗，或一条电脑狗也会停下，他不会问自己为什么停下。而人就会想“街口没什么车，我为什么不能抢驶过去？”考虑到我的社会责任、纪律意识、习惯的养成或可能有摄像头等，还是不闯红灯为宜。这种人对符号行为的反思，任何动物不会做。我们可以不把符号意义当作自然而然的事，而是进入各种考量。因此，卡西尔那句名言“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在当代符号学的眼光中，就必须修正：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号的动物，人是“能作符号学式思考的动物”。

哲学符号学既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

中国思想史这条宏大深邃的思想脉络，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理该成为中国符号哲学的厚实基础

意识面对的一切，都可以是意义来源。它们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范畴：第一种经常被称为“事物”，它们不只是物体，而且包括事件，即变化的事物；第二种是再现的、媒介化的符号文本，如这篇文章；第三种是别人的意识，或对象化的自我意识，当然也包括其他生物或人工智能的意识。

这三种“现象”形成了世界上各种意义对象范畴，但是各种学派对如何处理它们的意义，立场很不一样。一般的讨论，只把上面说的第二种（再现）视为符号，而符号学把这三种对象，都视为符号。因为它们都符合“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这条符号基本定义。在笔者的详细讨论中，可以看到上述这三种“对象”，边界并不清晰：在形式直观中，物与符号难以区分；在经验与社群经验的分析中，文本与他人意识很难区分；在意义世界的复杂构成中，事物、文本、经验、社群综合才构成主体意识存在的条件。因此，哲学符号学既是意义形式的方法论，也是意义发生的本体论。

意义就是精神与世界的关联，意义产生于意识与对象事物的接触。意义也只能以符号传递交流，因为接收者只能从符号中解读意义。因此认为可以把意义定义为：符号之所以产生的“意识与事物的关联方式”。语言是人类的符号体系中最重要、最完善、最复杂的一个。在很多符号学家（例如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人类其他符号体系的基础，其他符号体系是从中派生的。但是当理据性理论成为符号表意的基础，而且当“符用理据性”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后，当代符号学离语言学模式渐行渐远。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应当有一部见解独到的哲学符号学。先秦时中国就萌发了丰富的哲学符号学思想：《易》是全世界第一个解释万物的符号体系，易学符号学被视为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开端。先秦诸子之学对意义问题做出细腻辨析，儒家则对意义活动的重要性理解深刻。而名家学术群体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符号学家，名辩符号思想研究也一直是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的热点。汉代的阴阳五行、谶纬术数、河图洛书，从《黄帝内经》等传世的经典来看，汉代中国，几乎是一个“符号帝国”。

魏晋玄学的辨名析理、寄言出意，已经是极为复杂的意义理论。而佛教开始进入中国，找到了符号意义理论的肥沃土壤。从唐朝法相唯识宗的“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到禅宗的求顿悟于心，佛教的意义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重大，隋唐唯识学和唐宋禅宗是中国佛学符号思想的两大宝库。

如果说先秦学术思想的主题是道德论，两汉学术思想的主题为宇宙论的话，那么相继而来的魏晋玄学注目的则是意义论，宋明心学则是以本体论为旨归。宋明理学是儒家的哲学化，阳明心学更是对意义问题理解透彻，宋明理学的“格物论”，阳明心学的“心物论”是中国符号哲学的一大富矿。格物中包含正心与诚意两个有区别的符号过程，正心是对感知呈现进行区隔筛选的行为，而诚意这是主体能力元语言的运作过程，这是理学心学与符号哲学的结合部。一直到晚清，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论”，把德国哲学看成“第二佛学”。中国思想史这条宏大深邃的思想脉络，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理该成为中国符号哲学的厚实基础。

意义与意识是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坚持称这种探讨为“哲学符号学”而不称为“符号哲学”，是因为这种探讨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意义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探索

那么用什么来讨论符号学的意义哲学呢？这样一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呢？它的目标是清晰的，名称却让人煞费踌躇。一名之立，却极为重要，它画出了与前贤思想的承继关系，也明确了这门学科在当代思想中的具体位置。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符号学难道真的只是一种方法论吗？符号学能不能处理“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笔者个人认为符号学的根基奠定在一系列哲学思考上。例如文化标出性，例如主体与自我，例如文化演进的动力与制动等。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的哲学，必须回答某些重要的哲学根本问题。

人类文化本是一个社会符号意义的总集合，因此不奇怪，符号学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总方法论。我们应用符号学于某个课题，因为一切文化课题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有的文化问题，用符号学能增加的理解并不多，尤其是那些对系统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课题。哲学符号学的立足点是意义的形式问题。

无论符号学讨论任何问题，意义与意识，是我们须臾不离的两个核心概念。可以说，哲学符号学，是以符号如何构成“意义世界”为主要论域的符号现象学。坚持称这种探讨为“哲学符号学”而不称为“符号哲学”，是因为这种探讨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意义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探索。至少在笔者目前有限的视野来看，符号学远不是能开千把锁的“万能钥匙”，要想解开文化意义的课题之谜，都要求研究者殚精竭虑的努力。论者与研习者不得不时时回顾哲学符号学，提醒自己符号学本质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才不至于沉溺于一得之见，而忘记这个学科的根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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