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札看蒲殿俊的归隐生活与思想

□段德强 文/图

（二）致孔昭世兄

2017年，广安市博物馆从本地书法爱好者手中征集到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的信札一册，内有蒲殿俊亲笔书信十五封，由重庆养拙斋装订成册，但信札保存状况很差，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渍、虫蛀、泛黄、糟烂等病害，市博物馆目前正在委托纸质文献修复机构对其进行修复。

蒲殿俊（1875年—1934年），字伯英，又字沚庵，号雪堂，笔名止水。清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广安县（今广安区）北仓沟，幼承家学，聪颖过人。1904年考取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甲辰恩科进士，次年公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09年，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又选为全国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1911年6月，蒲殿俊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烽火。10月，他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宣布四川独立，结束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但由于不谙政治和军事，仅在位12天，遭遇成都兵变而辞职。此后，蒲殿俊先后担任众议院议员、进步党理事、段祺瑞政府内务部次长兼北京政务督办等职，但屡遭挫败，最终退出政界。1919年，蒲殿俊担任北京《晨报》总编辑，致力于报刊、文化宣传、戏剧改良等工作，作为主导人之一开创《晨报副刊》，被认定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首，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定贡献。1927年，蒲殿俊奉母回乡，靠卖文鬻字为生，1931年迁居重庆，1934年复回北京重振事业，但不久因伤寒病不治，逝于北京首善医院，时年59岁。蒲殿俊逝世后，其亲友决定收集遗作，出版专集，以资悼念，公推其好友周健候总负责，但后因日军侵袭华北，时局动荡，有关文章、资料散落遗失，难以收集，专集一事就此搁浅（此说法见蒲耀琼《忆父亲》）。蒲殿俊的书法、信札、文章、著作仅零星可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次，市博物馆征集到的蒲殿俊亲笔书信十五封，均写于1927年之后，蒲殿俊奉母回川生活闲适清贫，信中除与友人讨论文学、读书赏画以及人情往来等内容外，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其偏居一隅的苦闷之感和忧国忧民之情。十五封信中，写给“德潜世兄”的信四封，写给“孔昭世兄”的九封（与“德潜世兄”为同一人），写给“甫澄仁兄”的一封，另一封因首页缺失不知通信对象。为便于增进对蒲殿俊晚年思想生活的了解和研究，笔者对部分信札文字进行了释读、标点、分段等整理，碍于篇幅，现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封信进行刊布和解读。

孔昭世兄：

你底信我从天池回城来已经拜读过了，因为事忙，又觉得有点疲倦，直到今天才得写回信，抱歉得很！

我爱看电影，然而拿定主意，在十年以内（这是前四五年的话），是不看本国电影的；因为眼前的本国电影，还不配供我的欣赏和领导。对于文学作品，我差不多也抱着同一意见——或者是伪见罢！——所以对于“我国文坛”底出品，我实在是“孤陋寡闻”。你提出那些作家，除了周作人、鲁迅（即周树人、作人底老弟）、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郁达夫，因为曾经有过往还，从感情上底关系，读过他们底作品，其余诸位豪杰底大作，完全没领教过。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来判断“他们文坛的地位”，我当然没有那们大胆。就我读过的说，我最爱周氏弟兄底作品——尤其是鲁迅，我觉得他底文章技术，可以说是成熟了的；而他底妙于嘲讽的语风，背后都充满着热烈沉痛的感情，和冷静坚卓的理智，和创造社一派底“为骂人而骂人”的，似乎很有玉珉之别。徐志摩专心求“美”，但不免有脂粉太多的毛病。郭沫若纵幽深一路走，写出来的东西似乎有点“欧而不化”。郁达夫、闻一多也很美，有些地方和徐志摩差不多，有些地方比徐志摩简净。这自然是把“描写的题材和主义立场除开”的话，而且是我个人底感觉，请你不要当作一种文坛上底批评。

去年看见报上有命令禁止蒋光赤底著作，因此去找了他底两本书来看；看完了一册《短裤党》，又一册《鸭绿江上》，止看十多页，就看不下去了。这位先生底文笔，似乎幼稚浅薄，还够不上文学底水平线啊！居然享受了禁止发行的荣遇，奇怪得很！此外的作家怎样？我虽然不想马上去欣赏，也希望他们不像蒋光赤先生一样才好。你能把你读过了底感想告诵我一点吗？——我所不知道的那些作家。

新诗我完全是外行，前回已经向你声明过，恕不再赘说了。

晴皋底大对联，虽不是他底精品，大概不至于假吧！——依我看决定是真的。可惜被屋漏痕毁损得太厉害了，广安人家底字画大率如此，请你以后注意收藏着吧！

正写回信，接你廿二日的信，知道你读书底兴致很好——一个月读了十数册之多——我底书够不够供给你读，很成问题了；因为不过是随时就广安重庆买的小册子，并无大部书，中国书尤其少。我底书房很小，书堆得乱七八糟，现在正教木匠做书架，想把他稍微整理个眉目，大约再有十天功夫就可以了，到那时你可以来看，找你欢喜读的去读。你说你凡有价值的书都读，这话我觉得并无标准——书底价值，是因读书者底需要和态度而各各不同的啊！我不能揣摩你欢喜读哪些书，而且书堆正乱着，很不容易找；所以今天没能够借给你什么书，止把晴皋底对联送还你。就此祝你读书进步！

蒲伯英

（一）致德潜世兄

德潜世兄：（因为不知你的大号；又因为我们两家先辈交情狠多；所以用这个称谓。请你莫怪！）

接你八月初二的信，能够破除虚伪，露显真面目，来指教我，使我知道自己疏慢的过失，感佩得狠！

我平常也是个爱交游而且爱接近青年英俊的人；还乡之初，到处碰着“打倒，打倒”的呼声，才知如今已经是老朽废物，不配作青年人的朋友了。所以决计杜门谢客，除熟人不会面；实在是自己小心循分，并不是高傲。这一点请你不要误解！

我在外省的青年朋友也不少，但他们都是以我为朋友，并不把我看做老前辈；我更不愿充什么老前辈，绷什么奖励后进的架子，和他们也只是朋友相处——最密切的，就是有过相规、相善劝。你如其愿意这个样，等你回广安来，我准定合你会面。

新旧文学的问题太大了，不是我底力量所能解答的。诗要真诗不要假诗；你说的不错。但如何才是真诗？又如何才做得出真诗来？这又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了；——不为字眼格律所拘，不过只说得一方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谈罢！这里恕不一一答复了！你的《征人杂忆》，可以说是不染乡俗，但还不免有肤泛的地方。你是个真面目人，又是要做真诗的人；所以我也不客气，奉进两句真话：希望你以后从“不染乡俗”又“不肤泛”那条路上努力做去，一定可以成功。就此祝你的健康！

蒲伯英启

这封信写于1930年，蒲殿俊在信中发表了自己对当时文坛的一些看法。1918年，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代表的研究系相继退出政治舞台，蒲殿俊作为研究系成员之一，亦辞去段祺瑞政府的一切政治职务，于1919年出任北京《晨报》总编辑，开始从事文化宣传、戏剧改良等工作。1921年，在李大钊、孙伏园等人的相继努力下，《晨报》“学术版”发展成为了独立的《晨报副刊》，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王统照、冰心、刘海栗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投稿发表，影响日大，成为“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作为总编辑，蒲殿俊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一批文学健将有较多的接触和较深的了解，从信中“最爱周氏弟兄底作品”“徐志摩专心求‘美’，但不免有脂粉太多的毛病”“郭沫若写出来的东西似乎有点‘欧而不化’”可以看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之一，蒲殿俊对当时文坛作家的艺术风格、创作水平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但其总的态度是比较客观、谨慎和包容的。正是由于蒲殿俊对《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思想基调、内容供稿、人事安排、管理编务等方面的整体把握，推动了《晨报副刊》发展迎来的黄金时期。1924年，蒲殿俊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总编辑岗位，因主办《晨报副刊》而声名大噪的孙伏园在不久后亦被迫退出，《晨报》及副刊的编辑思想与办报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偏离了它在五四期间所树立的文化与文学革新的中心位置。这一进退转变过程中，蒲殿俊的作用一目了然。（蒲殿俊在担任《晨报》总编辑期间所作的贡献已有较多学者关注和研究，见罗义华、易丹《“五四”前后<晨报>总编蒲伯英的文学活动及其评价》，罗义华《<晨报副镌>的出现与蒲伯英的贡献》，廖华力《蒲殿俊与<晨报>副刊》等）

信中蒲殿俊频繁使用“底”字，诸如“你底信”“他们底作品”“读书底兴致”“我底书”等等，惯用“底”字成为蒲殿俊作白话文一个特征。关于白话文中“底”和“的”字的用法，蒲殿俊曾与胡适展开过讨论，蒲提出“把‘的’字专让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词用”，此说法引起胡适的重视，胡适在1919年10月12日的《晨报》第七版上发表《“的”字的用法》，提出不同意见，蒲殿俊立即在10月13日同版上发表《答“适之”君论“的”字》进行回应，一方面可见白话文提倡初期碰撞讨论的热烈氛围，另一方面也看出作为《晨报》总编辑的蒲殿俊对待讨论新文学问题自由开放的大度胸襟。蒲耀琼在《忆父亲》中说：“反对者认为主张白话文者因为他们没读多少古书不会写文言。自从这位进士出来明锣张鼓地大写白话文，社会的观念顿改。”这个说法虽然稍显夸张，但从中看出蒲殿俊对倡导白话文是有相当贡献的。

（三）

（缺页）……构天国颇能使意怡神王耳。弟之绝对消极仅限于政界方面（非政治方面也），至兄所谓社会人心之改善，则固弟所一刻未忘而愿得同志多人积极以赴之者。特愚意所谓改善社会人心者，是专纯以政治为目标，换言之，即从事实上养成真正民众之心理，力以驱迫政治当局上轨道，而与所谓正人心、厚风俗之旧观念，各为一事，绝不相蒙。此路在急功近利者，常视为迂远而浸滛；旧礼教者，又目为非圣功王道，于是遂成孤谊，暂时只好存诸理想，而弟亦遂不得不消极矣。

兄试判之，然耶？否耶？个人生活问题亦不能不受大势影响。

导见极明，殆无例外。而尤苦者则我辈，生活问题日迫日紧，决不容徐谋解决。于大势变好之后，弟最近情境确已如此。自去年以来，即是西扯东挪，仅谋朝夕，手中一文不进。原欲别去谋食，而牵累重重，不能动步，近则无可再延，决于三日内冒暑赴沪作万一之图，若再无办法，则只好回四川（有办法则不回四川矣）。一行往返以四五十日为期，处分广安田产及清收成都滥账，冀可挟之而北，暂救一年半年生计再说。以后办法，过渝时当可小憩三五日，与兄鬯谈一切。乡人性敏，或不无以何种作用相推儗者，然弟早已拿稳主意，决不管一切闲是闲非，只办生员切已之事，外人之视我如何固无暇计较也。拉杂佈臆，不能一一。此颂道安，不具。

弟伯英启

这封信落款时间为“9月17日”，未署年份，从信件中“还乡之初”“杜门谢客”“回广安来”等内容可知，此时蒲殿俊已从北京回到广安。1927年，蒲殿俊母亲李氏年高不适应北方生活，执意回川，他不得不放弃北京事业根基奉母回乡（关于蒲殿俊奉母回乡的原因和经过，其女儿蒲耀琼在《忆父亲》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和记录）。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回到偏僻闭塞的小县城，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给蒲殿俊带来极大的烦恼和苦闷。信中蒲殿俊提到“到处碰到‘打倒、打倒’的呼声”“老朽废物”“除熟人不会面”，反映出他还乡之后消极逃避、不问世事的生活状态。回乡后蒲殿俊住在广安县城北仓沟留鹤园，以种花养鸟、看书吟诗度日，他的一首七言诗反映了当时的悲凉心境：“柱维撞碎况家居，心境溺灰有烬余。破屋共谁文字饮，长榆瞰我几窗虚。忧寻侪辈成耆旧，跌宕霜星长傲迂。文苑不收游侠笑，未穷钟漏且盲驱。”

蒲殿俊的政治名声在四川影响很大，郭沫若形容“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像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见郭沫若《反正前后》一书）但他不愿再卷入军政漩涡，因此经济来源完全靠卖文鬻字，加上他的文章书法闻名全川，慕名拜访和索文求字的人络绎不绝，这位“德潜世兄”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德潜，全名郑德潜，字建宁，号孔昭，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比蒲殿俊小30岁。从蒲殿俊信中说“因不知你的大号，又因为我们两家先辈交情狠多”可知，两人通信时间不长，还比较生疏。后来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蒲殿俊迁居重庆后两人联系更密，1934年蒲殿俊离开重庆回北京重振事业，将在重庆经营的“养拙斋”“东道楼”等资产全部交与了孔昭处理，可见关系之近。蒲氏与郑氏家族在清代广安州都可算是名门望族，蒲氏祖辈蒲松荣（康熙朝恩贡）、蒲天培（乾隆朝副贡）、蒲春铭（同治朝进士），郑氏祖辈郑啟（康熙朝举人）、郑傪（乾隆朝进士）、郑人康（乾隆朝副贡）、郑人纪（乾隆朝拔贡）、郑培言（咸丰朝举人）等等，都不乏朝廷授予官职者，郑家与蒲家还曾结为姻亲，因此两家交往很深。

这封信因前页缺失不知通信对象。蒲殿俊在信中一方面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人心之改善”的理想路径，另一方面道出了“个人生活问题”的窘迫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迫于形势安身立命的无奈之感和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蒲殿俊理想的社会改良，“从事实上养成真正民众之心理，力以驱迫政治当局上轨道”，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循序改良道路，即由社会人心养成民主、法治之意识来驱动社会体制和政治的改革。作为时代的文化精英，这种个人愿望主宰了他的政治行为：在保路运动取得胜利时，他发表广受革命派诟病的《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与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妥协达成的《四川独立条约十一条》；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他作为都督没有及时整顿军务、统揽政权而埋头于法令制定、文奏审批；在担任《晨报》总编辑期间，他专注于社会教化、文化改造、思想解放而对当政军阀专制口诛笔伐，对“貌民主而实民贼者则深恶痛绝也”（见肖湘《广安蒲君殿俊行状》）。蒲殿俊自保路运动走上政治舞台后，其一生为国家社会发展鞠躬尽瘁，蒲耀琼形容“他的脑子似乎永远在活动，行动也未停过。他的时间非常宝贵。在家不是写文章，就是看新书，很少与家人聊天。吃饭则三口两口，什么东西下了肚，他都不晓得。至于服装则更不注意。向他那种因公忘私的人，实在少见”。他尝试过教育救国、政治救国和文化救国，唯独没有尝试过枪炮救国，因此他的改良理想如信中所言在“在急功近利者，常视为迂远而浸滛；旧礼教者，又目为非圣功王道”。晚年蒲殿俊避居乡间，身影黯淡，回乡时他并未将全家人带回老家，而是把子女都留在了资源更好的北京，他不仅要承担广安家庭的必要开支，还要负担子女家庭在北京的教育、生活和医疗费用，因此在信中说经济上“西扯东挪，仅谋朝夕”。蒲殿俊退隐的数年，留下了许多壮志未酬的遗恨，个人的伦理主义，在历史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成为那个时代文人革命家的悲剧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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