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漫步】 中国文明的早期演进路径

李禹阶

其实，我们现在谈到的“中国文明”概念，已经不是历史上王朝国家传统的政治体概念，而是以当代中国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为研究对象。尽管“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近代以来兴起的观念，但它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然结果。

因此，从史前中国“文明”的发生学角度来看，用更为宏观的视野去展现史前中国大地的文化发展，应该更具有科学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早期中国”的认知，以“早期中华文明”的视角，去探视史前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发展。

首先，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看，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总体上看，文明的范畴更宽泛于政治体范畴，不能简单地以政治体范畴的时空性来替代文明范畴的时空性。严格来说，“早期中国”是与最早出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相关的政治体概念，也是与西周、春秋时代如《尚书》《诗经》等文献中阐述的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它所意指的“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中原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以及这种文明形态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及影响。但是，近年来各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证明，新石器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出现了方式各异、发展程度或高或低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对大量史前遗址的研究表明，各区域文化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化单线衍生或扩散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发展，并在文明发展序列中有高低不同的程度差异及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在距今6000—45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已有着“满天星”似的文化发展格局，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先后崛起或各领风骚的不同的文化重心。

其次，从历史演变看，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所谓“多元”与“一体”，并非是平行发展的，而是在由“多元”到“一体”，再由“一体”展现、辐射“多元”的历史互动中逐渐形成、发展的。从早期中华文明的地域特点看，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存在一个各自发展的动态历程。它们先是在各区域范围内通过由小区域向较大区域，由“多元”向“一体”的演进，然后在形成区域性“文化高地”后，通过其不断的辐射、影响，形成新的更大的、统一的文明圈、系。所以，从文明起源的理论与实际看，这种从小区域向大区域，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文明，正是史前中国大地上文明发生的规律体现。因此，早期中国文化正是在各区域、区系中独立发展、成长，同时又通过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互融，不断获得新的文化要素，形成各区域、区系文化向某一“文化高地”汇聚、融合，并由该“文化高地”映现、辐射周边区域文化的结果。从考古材料看，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都先后充当过这种“文化高地”的角色，领跑过史前中国文明演进历程。

最后，以“早期中华文明”指代史前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具有更大的覆盖性。早期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史前中国大地上各种生态环境及生业方式的产物，是原始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等诸种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这就使我们要从一个更加宽广、宏观的视野去看待早期中国内陆、草原、海洋等各种文明的交融互汇，探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形。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毕竟是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演进的。在距今4500年以后，各区域文化逐渐向黄河中游这一“文化高地”汇聚，从而形成了“早期中国”政治体雏形以及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这种区域文化的汇聚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东西南北所出现的如海侵、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传世文献记载的如“三苗”“东夷”等先民部落向中原地区迁徙，促使中原区域成为当时族群汇聚的“血缘旋涡”与文化辐辏的“文化旋涡”。其二是史前中原地区早已有着文化发展的根脉，大约距今5500年前后，中原彩陶文化曾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形成中原文化向四边区域的辐射。其三是黄河中游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陶寺、石峁及二里头文化先后出现，通过政治体的制度性力量，既加强了中原“文化高地”平台的汇聚功能，也进一步推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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