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距离斗争 ◎晏绍祥

《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晏绍祥/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在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曾经如此论及16世纪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与帝国幅员之间的关系，“与距离作斗争，仍然是费神的问题，但也是侥幸和运气的问题。在海上，如果顺水，一连几天好天气，人们就可以在一两个星期内做到别人6个月都做不到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陆地上的旅行，如果没有河流可以依靠，只能依靠马车或骡车。虽然没有风浪的阻隔，但因为道路状况、气候和战争等的影响，有时更加缓慢。“从陆路由意大利去西班牙可能要用一个月，去亚历山大里亚，很可能需要两个月。”

布罗代尔所论为16世纪海上航行的情形。在公元前后的罗马，以及更早的波斯帝国和主要依靠陆上交通的秦汉帝国，距离会成为更大的敌人。秦汉帝国的疆域变化较大。秦朝最初统一时疆域有限，大致仅相当于今四川、贵州、江西到浙江一线，北方则从内蒙古大青山经宁夏到甘肃一线地区。经过秦始皇南平百越、北逐匈奴，秦朝疆域大有扩张，大致北起河套到辽河下游，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西起陇山和川西高原，东到今朝鲜半岛北部。到西汉武帝时代，通过削平诸侯国，平南粤、通西南夷，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疆域较汉初有巨大扩展，基本奠定了汉帝国的疆域规模。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平帝之时，“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代一里约当今413米，大致东西距离3800余千米，南北距离约5480千米。秦汉都定都关中，虽然有地形上的优势，“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且“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但其弊端在于，相对于汉朝东北起辽东、南及海南的广大疆域，长安不免偏远。我们不清楚秦始皇统一后五次出巡郡县的具体里程和时间，否则会很有意思。像公元前218年那次出巡，他不仅在琅邪停留三个月，做出“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的重大决定，又南行至衡山，最后经武关返回，则皇帝在外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半年甚至更长。汉朝的皇帝除汉武帝外，似乎不那么乐意外出，且汉初社会经济残破，奉行清静无为的政策，毋需皇帝经常出巡。

疆域的广阔，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会引发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让政令达到如此遥远和广大的地区，维护国家统一并有效实行统治。距离给有效统治造成的障碍，在交通和通信更加落后、疆域几乎同样广大的波斯、罗马和秦汉帝国可能更加严重。加之疆域广大的帝国内部，语言、经济文化水平和风俗必然会有差异，这也加剧了统治者面临的挑战。虽然三大帝国都不约而同地在国内修建了大规模的道路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邮驿系统，但距离造成的通信和应对措施缓慢，仍然引人注目。

因距离造成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在秦汉帝国很是显著。秦朝虽然征服了六国，实行统一的郡县制，并把组织深入到社会基层的乡里，可谓彻底的中央集权，但东部诸郡毕竟距离秦都咸阳甚远。为了宣扬皇威，压服可能的反抗与离心势力，秦始皇不得不频繁出巡，且每到一处，必刻石昭示皇帝为天下一统之主的权威。汉初利用宗室分封，皇帝无须经常出巡。罗马皇帝的做法类似，他们大部分时间不在罗马，而在帝国各地巡行，接受不同行省臣民的诉请，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处理总督和城市无法决断的问题。

距离和疆域广大造成的另一问题，是这些古代帝国都面临着如何整合国内不同地区风俗与文化，以使之适应中央王朝统治需要的问题。不管是秦汉帝国，还是波斯和罗马，境内都存在众多文化不同的地区，甚至同一行省或州郡内部，也存在地位不同的共同体。在如此广大的空间和如此众多的人口的日常管理。三大帝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简政放权的基本方针，让地方自主处理自己事务，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秦汉帝国是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国家，皇帝是国家最高首脑和中心。春秋战国以降，中国的官僚体系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秦汉帝国形成了以所谓三公九卿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系，地方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郡县体系。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下为乡、邑、亭、里等，从此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基层组织。汉承秦制，汉朝基本照搬了秦朝郡县制度，只是汉初为藩屏皇室，将函谷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诸王，并赋予诸侯王相当的独立性。汉初的清静无为政策有助于诸侯国独立性的发展，但就其本质而论，仍然是变种的郡县制。因此，在秦汉帝国，似乎没有地方自治的空间存在。

但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秦汉时代的郡县尤其是郡守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首先，虽然中央政府任命了丞、尉之类的官员掌理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务，但郡守是一个郡最高的行政、军事和司法长官。一个郡守如何作为，几乎完全取决于郡守个人的作风。在任内，其可以如倪宽那样，“劝农桑，缓刑法，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也可以如文翁任职蜀郡时所为，选郡县小吏接受儒家教育，并在郡内兴办学校。其在郡内的权力几乎与皇帝无异，以致汉朝民间出现如此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其次，郡守可以自辟部分随员。除丞、尉等由中央任命外，其余诸曹官员，基本由郡守自己任命，而且一般任用本郡人士。这些人某种程度上犹如郡守封建性质的随从。郡守对县以及更基层的官员有处置之权。县令和县长的管理要受到郡守的监督。最后，中央政府对郡守的监督，在汉初一般来说只有一年一度的上计，具体负责此事的是丞相和御史，内容包括户口、刑狱、财政等多方面，虽然有时严格，但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汉初清静无为，对于郡县具体事务几乎不插手，司马迁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在此情况下，只要郡守没有因违法被罢免治罪，也没有升迁，就可以一直任职，所以有些郡守任期会相当长，或许会达到20—30年。虽然武帝创立刺史制度后，刺史在向郡县扩展皇权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郡守的具体施政，大体上仍不受刺史和皇帝干涉。因此，汉代虽然名义上是中央集权，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至少在郡一级赋予了地方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某种意义上执行着地方自治的原则。

波斯、罗马和秦汉可谓古代世界统治和治理最为成功的三大帝国。在它们的统治下，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农耕文明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代。虽然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赋予地方相当自主权的基本方针。其中的原因，除各自历史发展的制约外，恐怕还与帝国面积庞大但国家统治力量有限有关，为克服距离和不同地区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节省行政成本，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自治。所谓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中央政府对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必要时进行的干预上。另一方面，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古代国家任务相对简单。无论是波斯和罗马帝国的总督，还是汉代的郡守，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地方秩序，保卫疆土和向中央政府输送实物和货币税收。现代国家要求于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众多职能，在汉朝的郡守那里，最多也就表现为劝农桑、兴学校等最为基本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即使这些任务，郡守所做的大多也限于在用人上倡导或身体力行，而非通过政府行为系统开发和兴办。帝国面积的广大和古代国家任务的相对简单，共同造成了三大帝国地方大体自治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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