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立东 任鸿
2月1日,临近春节,德阳市旌阳区文昌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小玲分身无术,“回乡农民工找社区咨询政策或寻求帮助的人多了。又是年底,去年和今年的工作得总结和布置,有些街道上的会还要去参加。”
去年,德阳在文昌社区试点推进社区减负,半年多下来效果明显,但离真正的政社分开尚有距离。“社区很多问题需要部门支持解决,现在还做不到对政府安排工作说不。”杨小玲坦言。
推进政社分开,社区对不合理“负担”说不,底气从哪里找?
有了清单还需“一把手工程”推动
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社区党委书记李强越到年关越忙碌。“社区很多事务都得麻烦政府职能部门协调解决,但这些部门传达给社区做的工作,特别是清单外的一些临时性工作,社区哪敢说‘不\’?”李强举例说,辖区内有个老旧小区常年没路灯,居民不愿意出钱安装,安全事故易发,社区只有找城管局安了路灯。
在成都理工大学社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向前看来,这样的尴尬折射出一个问题:社区对政府说不,不仅是敢不敢的问题,更是能不能的问题。
“推进社区减负,必须解决政府和社区权力边界问题,政府该干什么,社区该干什么,需要有一个清单。”李向前说,按清单办事,只靠民政部门很难推动,必须由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来推动。目前,四川省由民政部门牵头推动社区减负工作,但要减去“负担”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我们已将推进情况向市委汇报,并建议由市委来领导这项工作。”德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引入社区应孵化社会组织
政社分开,大量政府工作事务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解决。在成都,一个社区几个社会组织争相参与服务的情况比较常见,但在省会城市之外,情况却不乐观。
记者在遂宁走访的3个社区,只有1个社区的1个社会组织,能给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成都五福桥路社区及玉林东路社区的社会组织和群团开展,其服务经费分别为50多万元和77万元,这在德阳、遂宁等市州,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市州很难比肩。
德阳市民政局在调研中发现,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不足,政府需要在基层落实的行政事项,因没有载体,还需社区承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德阳市政协农村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毛德坤建议,鼓励引导社区带头成立社区公共服务类、协同管理类、公益志愿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以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平台,在社区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工作站”,将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孵化重点对象。“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特别是设立公益创投,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这才能为社区减负铺好路。”李向前介绍,在购买公共服务上要充分考虑地区发展实际,用有限经费撬动社会组织参与,并在政策保障、社工人才培养等方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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