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讲光绪三年年馑

饥饿的灾民(资料照片)

《陕西通志》载光绪三年，“秦、晋历冬经春及夏不雨，赤地千里，人相食，道禁相望，抛女弃男，指不胜屈，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奇。"《同官县志·合作救济志》载：清朝德宗光绪三年，同官(今铜川)“大旱。大饥，人相食，卖妻鬻子，逃甘肃者无数。"

我母亲病故于1948年，终年86岁。她老人家一生经历了光绪三年(公元l877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民国十八年(公元l929年)三次大年馑，因此最怕天旱。老人家在世时，经常给子孙讲述遭年馑的亲见亲闻，尤其是讲到光绪三年年馑时，老人总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使我久久难忘。

光绪三年以前，我家共十五口人，有祖父、祖母、三个伯父及伯母、父母亲、叔父母和三个长兄姊，种地一百多亩，有大家畜骡、驴、牛计八头，全年可打粮万余斤，年年略有节余。光绪二年(l876年)秋粮薄收，小麦虽抢种入土，因天旱出苗很差，来年生活明显有了问题。光绪三年，秋麦均无收成，秋季小麦因天旱未能下种。村里大多数人家揭不开锅，纷纷逃往甘肃。我舅父家住在铜川黄堡灰堆坡村，舅父和外祖父无力外逃，活活饿死在家里。噩耗传来，母亲痛哭了几天，只好嘱托亲邻帮忙将其埋葬。

赤地千里荒，十村九无烟。我们李家是南关的老户。那时，我家也断了炊，靠吃野菜维持生命，一大锅清水煮野菜，里面有能数得清的几颗杂粮糁子，还要先让孩子吃。大伯因年老体弱又吃不上饭而亡故了。二伯父赶脚回来，搂着大伯尸首嚎啕大哭：“大哥呀!你死的叫我们兄弟抬不起头啊!"

然而，就在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官府不但不管，还派差人四处催粮要款。为了躲避差人的催逼和打骂，二伯父与全家商量分散逃生，他却磨快一把镰刀，暗藏腰间，准备在逼急了时和衙役拼命。一次，在去大街的路上又碰见县衙的衙役，衙役扑上来一把抓住二伯父的袄领，硬拉他去见县老爷。二人拉扯时，镰刀跌落地上，衙役见势不好，撒手逃去，从此再也不敢上门，全家才没有出逃。后来，听我哥说，善人董长耀(同州人，即今大荔县)写的《荒年歌》中记载，他在同州衙役住处亲眼看见皇上的“昭告"，赦免陕西田粮。可那些贪官污吏，还要趁火打劫，真是没有良心!

光绪三年冬，又未降雨雪。年馑没底，怎么办?祖父母含泪决定，把亲生儿子，比较懦弱善良的三伯父赶出家，关了门，不准全家任何人给开门!三伯被赶出门后，讨吃无门，又冷又饿，夜里只好在破窑洞过夜。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家门前，望着关得紧紧的大门，呼爹叫娘，放声大哭!全家人听到这撕心裂胆的哭声，个个哭得抬不起头。为了全家人不致全部饿死，祖父在悲痛中严令“不准开门"!三伯无奈，只得饿着肚子在县城门前一里碑附近胡走乱转。一里碑在县城南一华里处的大路东边，西边的山脚下有一孔破旧大窑洞，不知什么时候窑内住了外地逃来的四个光身汉，整天在窑里烤火。那时，大路上少有行人，偶有饥民通过，他们便请入窑烤火，然后杀死而食之。三伯父走投无路，也想进窑烤火。正欲进窑，被邻人长辈路过看见喊了回来，带到我家门口，厉声叫开了门，高声斥责祖父母道：“你难道不知道一里碑窑洞里吃人吗?为啥把娃打出门!要死，叫死在家里，不要叫人家吃了!"祖父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将三伯收回家中。从此，全家人减食，野菜汤中掺点面，大人一天只准喝四勺。饭熟后，祖父母坐在灶房监视，就这样度过了冬春。

光绪四年夏，人们抢种的荞麦出苗较好，秋后又下了场透雨，荞麦丰收，救了人命。听我哥说：“老百姓感激神灵降下透雨，救了万民，在北寺里(即今铜川重兴寺)给神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载有：“立秋一十八日，种黄荞一十八亩，打黄荞一十八石"等语，旨在教育后人不要拘泥靠“末伏不种荞麦"的传统做法，要看天时而作，不能一成不变。

年馑度过了， 我们李家沟十户人家只剩下了两家。后来，逃出去的又回来了一家。

(本文根据已故铜川市政协委员李景民先生的回忆整理。 整理人李金华系铜川市政协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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