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华书圣王羲之所书《兰亭序》,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在历朝历代均影响巨大。千百年来,从帝王到平民无以计数的书法爱好者心摹手追,着魔似地追捧与推崇。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千古一帖”其实也是“千古一谜”,令后世众说纷纭。
历史事实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是传统的上祀节,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请魏晋以来最显赫的司马、谢、王、孙等几大家族的军政高官和文人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41人,聚会于会稽郡山阴城的兰亭,举行消灾祛邪的修禊活动,一起饮酒作诗。这天同去的41人中,有11人每人赋诗2篇,15人每人赋诗1篇,共赋诗37篇,另外14人不能即席赋诗,被当场罚酒。酒后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为此次盛会所作的诗集作序,王羲之应允即兴一挥而就了雅集序言,这便是流传千古、举世闻名的《兰亭序》。据说,王羲之醒酒之后仍觉不尽如意,遂又多次重写,但皆不如首次酒酣之作。为此,他曾感叹:“此神助耳,何吾能力及。”故他本人对其也十分珍惜,作为传家之宝一直传到第七代孙王法极。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因曾任右军将军,故后世称之为王右军。其家族为魏晋时期阀门大族,祖父辈皆当朝权臣。曾祖王览、光禄大夫,祖王正、尚书郎,父王旷、淮西太守,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约于东晋明帝三年(325年),由贵族子弟出仕,起家为秘书郎,先后曾任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至永和十年(355年),退居不仕。其书师承卫夫人、钟繇,在汉魏质朴纯厚书风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被后人誉为“书圣”。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家,也擅长诗文。时人风尚,喜食“五石散”,王羲之常年服食,有中毒症状,享年59岁。王羲之在世时,书法虽已为时人所推崇,但却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也有不同意见和不看好的。像当时的贵族权臣庾亮,喜爱羲之书法,还亲自向王羲之索取过墨宝,但庾亮的弟弟庾翼,当时“书名亚右军”,在书坛的名气仅次于王羲之,就对王羲之书法很不服气。他的孩子不向他学书法,却临摹羲之书,让他很不满意。庾翼说:小儿辈家鸡,爱野雉,皆学右军书。《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兰亭序》在诞生后的200多年里,其实并未大放异彩,而真正让《兰亭序》名声显赫、把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始作俑者是唐太宗李世民。
文韬武略的李世民酷爱书法,尤为推崇《兰亭序》。辗转得到《兰亭序》真迹后,命欧阳询、禇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拓数本以赐皇子及诸王近臣。李世民观赏了一生,还觉得不过瘾,命将《兰亭序》真迹作为自己死后的殉葬品,同其他书法珍品一起随棺入墓。现在传世的即是冯承素、欧阳询、禇遂良、虞世南等人的临摹本。
文书俱美
《兰亭序》虽然通篇只有324字,其文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被收入现在普通高中的语文课本,成为必修课;其书却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历代学书的不二法帖;真正文、书俱美。
为便于读者欣赏,这里把由俞丰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碑帖释文译注》中关于《兰亭序》原文和释文介绍给大家。
原文为: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稧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释文为:永和九年(353年),时在癸丑年。暮春三月之初,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举行修禊活动。名流俊贤全都到来,老老少少齐聚一堂。这里有高山峻岭环抱,林木繁茂,翠竹挺拔,又有清溪急流,与四周的景色相互映衬。借弯曲的水道来漂放水杯,众人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伴奏的盛况,仅仅是饮酒赋诗,也足以令人心怀舒畅了。这一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轻风吹拂,柔和舒畅。举头仰望辽阔的天地宇宙,低头观察繁盛的自然万物,能够这样纵目观览,舒展胸襟,极尽耳目视听的欢娱,真是一大乐事啊!
人们相聚在这世上,转瞬之间便度过一生。有的人把心中的情感抒发在一室之内与朋友的倾心交谈之中,有的人则把内心真正的情感寄托在外表放浪不拘的言行之上。虽然人们各自对人生的取舍好恶千差万别,好静好动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当他们遇到可喜之事,得到一时满足之际,就得意自满,几乎忘了人生很快将要老去。等到他们对原先所求的事物厌倦之后,情感也随之变化,就又引发感慨了。以往的欢欣,转眼之间已经成为往事,对这些小小的变化尚且不能不因此而感慨,更何况对于生命不论长短,终究难免一死呢?古人说:“死和生是一件大事啊!”岂不是令人痛心吗!
每次看到前人所兴发感慨的原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面对这样的文章,总是引发我的感叹悲伤之情,心中无法排解。因此益发相信,把死和生当作一回事是无稽之谈,把长寿和短命等量齐观也十分荒谬。后人看今人,正如今人看前人一样,可悲啊!因此这里要列出参加此次兰亭集会者的姓名,录下他们所作的诗篇。因为即使时过境迁,但触发人们情感的动因和情形都是一致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篇序文有所感触。
其文美在于,王羲之在《兰亭序》中通过描写集会时的欢乐之情和山水之美,抒发了作者对盛事难再、人生短暂的感慨。文中斥老庄“一死生”“齐彭殇”为“虚诞”和“妄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不甘虚度岁月的积极进取意向。南朝初期,雕辞琢句的骈文逐渐风行,但这篇序文却没有过度追求华丽的辞藻,叙事状景、清新自然,抒怀写情、朴实真挚,故历来被奉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佳作。具体来讲,一是字字玑珠,语言精美。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短句成联,对仗排比,如诗如画,声情并茂,简洁明快,言之有物,修辞讲究,脍炙人口,秉承了春秋诸子的风格。二是行文洒脱,一气呵成。文章采取春秋时期形成的赋、比、兴写作手法,精致而潇洒,逸气洋溢于字里行间。从“永和九年”始,记叙时间、地点、人物,雅集的流程,山水之美,参与者的喜悦心情等,这些铺陈就是“赋”的部分。然后一转从“夫人之相与”至“岂不痛哉”,是借景生情,提出生死问题,感慨短暂的美好与生死大限的关系,是为“比”。最后一层,即“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阐述自己对生死的看法,此即“兴”。三是意犹未尽,让人回味。《兰亭序》这篇美文所以写得好,是她用最简短的语言,揭示了人生的大道理。阅读该文,会让人即刻感到喜悦与欢乐,迅速进入感怀与悲伤,转折的大起大落带来强烈的心理刺激,读后给人思考,让人抉择……
其书美在于,王羲之以卫夫人、钟繇等为师,融会各家之长,使书法的基本笔法得以完善和定型,至《兰亭序》达到高峰,而且至诚至精,成为艺术的精品、神品,创造了不可复制的唯一。唐太宗李世民在其所作的《王羲之传论》中称:“……所以详察古今,研今自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明人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解缙在《文毅集·书学详说》中云:“昔右军之兰亭序,字既秀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鱼鬣鸟翅,花须蜂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美誉高评,不胜枚举。通俗来讲,其一是在笔墨技巧上,王羲之通过不断学习积累和实践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二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是与当时的文人风度有直接关系的,那种率性旷达的个性、我行我素的气质,深藏于幽深的笔墨之中,形质飘逸、性灵高洁,充满特异的气质。其三是美感飘荡在字里行间,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似有似无的玄妙,见首不见尾的情感,羚羊挂角无迹可循,又分明在眼前晃动,抚摸人心。
综上所述,《兰亭序》不仅书法精妙,而且文章也好,这正是王羲之的过人之处。她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不可能创作出一流的书法作品的。
真迹之谜
王羲之第七代孙王法极,在浙江绍兴的云明寺出家,法号智永。云明寺原为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旧宅,传为王献之隐居练字之所。因智永及其侄子都曾在这里出家为僧,故云明寺曾被赐名为永欣寺,智永驻寺临书30余载,精勤书法,颇得“二王”真谛。据传,著名的“永字八法”就是由他所创,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也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书法爱好者的挚爱。“退笔成冢”“铁门限”等不少与书法有关的典故,讲得都是智永的传说。
原来,王羲之那件若有神助而成的《兰亭序》真迹,作为传家之宝传至隋代,被他的第七代嫡孙智永一直保管,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智永临终时将其传给了得意弟子辩才,辩才和尚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工于书。他得到《兰亭序》真迹这件稀世之宝,奉若神明,在自己居室的房梁上凿了一个暗龛藏在里边,一直秘不示人。
此时的唐王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对羲之墨宝更是情有独钟。登基之后,他以一代帝王之尊,广搜天下右军遗墨,时有佳兴,临摹揣度,体会笔法和韵致,常令宫廷书家临仿成副本,赏赐给皇子近臣临习欣赏。据历史记载,这一时期唐太宗曾征集王羲之手迹“三千六百纸”之多。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撰写《晋书》之《王羲之传》。即使这样,太宗仍以未见《兰亭序》为憾事。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李世民听说《兰亭序》下落后,先后三次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欲一睹《兰亭序》神彩。无奈的是,辩才一味装聋作痴,只说自己侍候先师智永时见过,但经过多年战乱,早已不知去向。这才有了流传至今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里说的“赚”,实际上是指“诳骗”的意思。后来,唐朝大画家阎立本还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著名的《萧翼赚兰亭图》。现在辽宁博物馆藏有此画的北宋摹本。
根据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萧翼为梁元帝曾孙,时任监察御史,为人狡黠多诈。由魏征等人推荐,李世民派去智取。临行前,萧翼向太宗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对派他去奉旨办事的任务保密,二是借几件“二王”墨迹。太宗皆应允。萧翼受命后,仅用“三招”就骗得了真迹《兰亭序》。一是投其所好,骗得信任。萧翼先了解辩才的喜好,然后装成书生模样接近辩才,一起下棋、弹琴、谈诗论文、喝酒唱和,就这样一来二往,很快取得了辩才的信任,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二是巧使计谋,诱其上当。一天,萧翼临摹了一幅梁元帝的《职贡图》,拿去让辩才看,并就此谈论起了书画。萧翼跟辩才说:自己自幼跟父亲习书,几代人都崇拜王羲之和王献之,常年临摹“二王”法帖,不仅当场写给辩才看,还说珍藏了些“二王”真迹。辩才听后大感兴趣,多次催促萧翼拿来看看。又过了几天,萧翼果然拿来几件右军书作真迹让辩才欣赏,并不断吹嘘是存世珍品。和尚不知是计,在反反复复看了好半天后说:“真迹不假,但非佳作。”萧翼故意说,你连真迹都没见过,何谓不佳?辩才被激将一时漏嘴竟说:“贫道所藏羲之真迹,乃独一无二上乘神品。”萧翼忙问何墨宝,辩才回答“兰亭”。萧翼假意嘲笑说:“兰亭数经战乱,早已不存世了,你有也一定是赝品。”辩才毕竟道行不深,情急之下竟说出了实情,把师傅智永临终嘱托的实情一一道出。萧翼还故意把他带来的几件真迹,放在辩才处,让其欣赏临摹。至此,辩才对萧翼完全没有了戒心,就从房梁的暗龛里取出《兰亭序》,与萧翼拿来的几件墨宝一起放在书案上,两人经常一起欣赏、对比、点评、临摹。三是瞅准机会,盗走兰亭。这一天,萧翼趁辩才不在,抓住机会,把《兰亭序》连同自己带来的几件墨宝一起拿走了,并直接到官府衙门亮明身份、说明事由,让人请来了辩才。辩才知道上当后,已悔之晚矣。又恼又气,连惊带吓,竟当场昏倒在地。尽管太宗开恩没有追究其罪,还赏赐了三千石谷物,但辩才仍然一病未起,一年后去世了。相反,萧翼却立功受赏,官加五品,皇帝不仅赐予他珍珠、玛瑙、银瓶,还赏赐了宅院与庄园。
至此,《兰亭序》真迹的命运远未结束。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的遗诏里要求将《兰亭序》枕在脑袋下边,故《兰亭序》真迹随太宗陪葬在今陕西咸阳的昭陵了。《新五代史·温韬传》详细讲述了温韬盗取昭陵的经过。唐末五代时,温韬在陕西耀州任节度使七年有余,“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且“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宋朝时还有人说见过。然而,史学界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可能被不通文墨的温韬给撕毁了,也有人说在温韬盗取的宝物清单上并没有《兰亭序》。另有版本说,真迹并未随李世民陪葬昭陵,而是埋在李治的乾陵之中,唐代皇陵18座,据说被温韬挖了17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返,所以唐以后没有人再见过这件墨宝。还有的说是成了武则天的陪葬品,更有甚者说,《兰亭序》随唐太宗下葬时,被他的姐妹用伪作调了包,真迹依然留存人间……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正因为是谜,才引起后人的极大兴趣,其中不乏惊人之论,真伪之辩更是绵延千年。
清末碑学名家李文田经考证发现: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首次提到《兰亭序》,当时的名字叫《临河序》,全文只有153字,跟流传于世的324字版本《兰亭序》大有出入。所以《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作。这一说法石破天惊,被后世研究者记取,影响深远。1965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兰亭序》系后人伪作,伪作者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辩论,甚至连酷爱书法的毛泽东都参与了此次《兰亭序》真伪大辩论。
今天,以《兰亭序》为题材的小说、电视、电影、话剧不计其数,许多纯是娱乐,与史实大相径庭。可笑的是,1973年导演李翰祥执导了《风流韵事》系列片三部,第一部便是《萧翼赚兰亭》。剧情竟然是《兰亭序》被骗走后,辩才假意气得病倒在床。后来听说昭陵被盗,《兰亭序》被毁,不禁哈哈大笑,从阁子里拿出《兰亭序》真迹,并对徒弟说,其实早就看出萧翼的破绽,假装受骗,弄了个摹本被萧翼拿走,免了后患。萧翼赚兰亭?错矣!辩才赚萧翼。
别字争议
有关《兰亭序》文中别字的争议,实际上早在宋代就开始了,至今仍然都没有停止过。2017年夏,郑州师范学院讲师周岩壁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王羲之在这篇28行、324字的《兰亭序》短文中,写了7个别字,为别字最多的作者。引发新的争议。
周文指出,清乾隆时编成的《三希堂法帖》,收有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冯承素二人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因为《兰亭序》的真迹已在李世民死后随葬昭陵,所以这两个摹本成为我们能看到的最近真的《兰亭序》了——说它就是王羲之的真本,也不算离谱。关于《兰亭序》的书法艺术,我们不去说它,单说王羲之在这篇28行、324字的短文中写下的别字。
首先,我们要明确别字的内涵。别字是确有其字,一般字书、字典都有收罗,但它被用错了地方,被赋予没有的或特有的义项——而这一特有义项另由其他字承担,此字可谓正字。严格意义上说,别字也是错字。虽然是错字,但在上下文中,一般不足以使读者误解其意图,不妨碍对意义的正确理解。所以,我们说它是别字,而非错字。我们下面考察的,就是《兰亭序》里的这一类字,而且还不少。
《兰亭序》第2行第10字,是“稧”,“修稧事也”。阴历三月三,在水边祓除不祥,带有游乐性的祭祀活动,称为修禊。《论语》中,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就是后世的修禊。而稧,按照宋代的《集韵》,是禾秆。二字毫不相干,所以,文中此句当为“修禊事也”。第4行第5字,是“领”,“崇山峻领”。《说文解字》:“领,项也。”领,就是脖子。《说文解字》也收有“嶺”(岭的繁体字),意思是“山道”。《说文解字》既有领、嶺,义项各别,分工明确。那么二百年后,王羲之把崇山峻嶺的“嶺”写成“领”,你能说他不是写错了,不是别字?
《兰亭序》第12行第8字,是“悟”,“悟言一室之内”。《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言。”毛传:“晤,遇。”郑玄嫌毛公解释不够明朗,笺注:“晤,犹对也。”就是说,诗经里“晤言”的“晤”,是俩人面对面的意思;“晤言”,是俩人促膝谈心,推心置腹。《说文解字》有“悟”字,意思是“觉也”。所谓觉,就是醒悟的意思,它是和迷相反的心理状态。是故,王羲之的“悟言一室之内”的“悟”,当作“晤”。第15行第8字,是“怏”,“暂得于己,怏然自足”。《说文解字》:“怏,不服,怼也。”《康熙字典》引《增韵》:“怏,情不满足也。”就是说,怏的意思是怨恨。那么,“怏然”和“自足”,逻辑上相互矛盾,实际上不能共存。“怏”应该是“快”字。《说文解字》说“快”的意思是“喜”。“快然自足”:因为感情上愉快、喜乐,所以精神上感到圆满,行为上别无所求。可见王羲之写了别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心部》中说:“考王逸少《兰亭序》曰:‘怏然自足。\’自来石刻如是,本非‘快\’字,而学者鲜知之。”他老先生倒是知道这一点,无奈却要越俎代庖,强为王羲之的这个“怏”字找理由,说“怏,盖倔强之意”。不说它单文孤证,没有确切的文献支持;即便真像段玉裁叮咛的这样,倔强与自足又如何能够圆融共存?真是越描越黑。
《兰亭序》第16行第11字,是“惓”,“所之既惓,情随事迁”。《康熙字典》引《集韵》:“惓惓,谨也,又恳至也。”惓是诚恳的意思。《礼记·儒行》:“笃行而不倦。”倦是懈怠、疲劳、厌烦的意思。所以,王羲之的“所之既惓”的“惓”,当作“倦”。第21行第5字,“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第27行第12字,即末字“揽”,“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两个“揽”,都是看、阅读的意思。《说文解字》:“览,观也。”所以,王羲之用的这两个“揽”字,都该换成“览”。关于览和揽的区别,我们不想置词,因为明末的国子监生张自烈老兄,已经在《正字通》中说得明白:“按揽、览音同义别。揽,撮取也。溷同览,非。”(转引自《康熙字典·见部》)要之,揽是用手,览是用眼,岂可乱套!
为清晰起见,我们把王羲之在《兰亭序》里的别字做一列表,总括上文。这么一篇三百来字的短文,写了6个别字,而且我们网开一面,其中两个揽字我们只作一个统计。用计算器除一下,是0.0185。就是说此文的别字率是1.85%(如果按7个别字算,此文错字率是2.16%)。看来,王羲之老先生,到目前为止,毫无疑问地戴定“别字最多的作者”的桂冠了;借用清朝的头衔,王羲之算是写别字的“铁帽子王”。虽然说头衔越多越好,但这样的桂冠、头衔,我们还是小心检点,不要让他转赠给我们吧。
为确认其正确与否,笔者对周文列举的6个别字,与现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的《兰亭集序》课文作了认真核对,高中课文中除“悟言一室之内”的“悟”仍用“悟”外,其余“稧、领、怏、惓、揽”均已修正为“禊、岭、快、倦、览”字。课本注释中说:该文选自中华书局1974年版标点本《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从中学课本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个角度来看,尤其是按照现在文字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周文指出的《兰亭序》别字之说是有依据的,可正视听。
不过,近来又有学者在《文汇报》等媒体为《兰亭序》辩驳:王羲之是写别字的“铁帽子王”吗?指出,“这一顶沉重的大帽子建议缓戴。理由有两条:首先是其中有些字情况特殊,例如那个别了两次的“览”字,应说是为了避讳才写成“揽”的。王羲之的曾祖名叫王览,《晋书》卷三十三有传,谓“咸宁四年卒,时年七十三,谥曰贞。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其中的老四王正,是王羲之的祖父。彼时讲究避家讳,不能直接提到直系尊长的名讳。陈垣先生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他又说:“其流弊足以混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史讳举例·序》)王羲之为避用“览”字,遂代之以“揽”。这种因避讳而形成的别字,过去很常见。曾有学者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写的,真伪之争一度引发轩然大波,其余波至今尚未完全消失。从“览”被写成“揽”这一点看去,有利于不伪一说。当然,如果坚持说伪,也可以解释为作伪者水平极高,甚至已经考虑到王羲之行文之际须避家讳一事了。其次,《兰亭集序》中另五个“别字”,其中有些可能并不“别”,例如“怏然自足”未尝不可通,未必就是“快然自足”之误。另外可能还有冯承素等临摹者因形近而致误之字。临摹者当然是水平很高的人,但他要尊重所临之本,而该本有模糊不清之处,只能以意为之依样画葫芦地摹写下来,而这样一来便容易产生问题。当然,王羲之本人也可能随手写了几个别字。总之,这里面有种种复杂的情形。为慎重起见,最好不要急于下一个王羲之乃“别字最多的作者”这样恐怖的结论,更不必急于为他戴上别字大王的铁帽子。羲之老矣,放他一马为好。
笔者一段时间以来临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宋拓十七帖》时也看到,其中《七十帖》第一句为“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注释说:“王羲之父名正,为避家讳,以‘政\’字取代。”这一注释其实也有讹误,实际应是“王羲之祖父名正”,而非“王羲之父名正”。
后来阅读同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祁小春编著的《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一书,书中也对以“揽”代“览”、以“政”代“正”,旁征博引,提出了许多异议和说法。
历代传承
汉朝国力鼎盛,书法承秦制而开新气象。隶书之后,人们创造了更简省、更合时宜的楷书和草书。然而楷书点画规矩,容易辨识,可得法度,但书写繁琐;草书结构简省,书写快捷,不拘章法,却难解辨其形。于是在实际书写中,便孕育产生了新的书体——行书。行书,取楷书与草书中和之道,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时至魏晋,行书广为流传,书者甚多,名家辈出。个中翘楚,当属书圣王羲之。尤其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后的一千多年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兰亭序》对后世书风的影响也是任何一件作品都无法比拟的,书学兰亭,已经成为书法家成名的必由之路。所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或尚姿,皆由此而来。
晋尚韵,即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也叫魏晋风度。汉末的大动乱,让人们对儒学的信仰动摇了,道家哲学逐步取代了儒家哲学,玄学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这种玄学思想投射到具体生活中,表现为重“情意”和讲“养生”,追求一种“玄远”“神明”的超脱和“雅”的境界与趣味。表现在书法艺术上的“得意忘形”“无法之法”“神彩为上”“形质次之”等审美观念逐渐形成。在汉向魏晋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对人物评价由重德转向重才,内在主要指人物的才能和精神,外在主要指人物的身体容貌、言谈举止和风度。这种政治性的人物品藻后来发展成为审美性,并由人物之美而推及艺术之美。使许多外在描述人物美的概念大量用来说明诗文书画的美,许多属于内在的智慧、才能和精神,变成艺术中强调个性张扬的表现主义,自然转化为“以形写神”“气韵生动”这一系列书法及其它艺术实践中的审美观念。晋人在“人物品藻”和“玄学思想”的互动下,强调个体身心健全与自由,主张个性张扬与脱俗,追求玄远神明与简约,这种审美趋向,不仅主导了魏晋的书法及其它艺术实践,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羲之早期是很重视社会问题的,但东晋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官场的倾轧斗争,使王羲之一生经历许多忧患,种种的苦闷与不乐终于使他从儒学中走出,进而从玄学、道家、佛学中寻求解脱。这种由儒而道,由道而玄、而佛,无不体现王羲之追求自我身心健全与自由的魏晋风度和张扬个性的审美情趣。王羲之尚韵的书法观,在《兰亭序》中的体现达到了极致,其对后世书风的影响直到今天仍为主流。
唐尚法,是指生活在有序、规范、法制环境下的唐代书法家,吸取晋人特别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风特点,适应时代要求,从书法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重法度而又不失生动,建立规范法式来指导书法创作,书法从此进入艺术的自觉发展阶段。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政局混乱,但书法承东晋之气象,开“南秀北雄”之书风,为隋唐书法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唐立国之初,以“身、言、书、判”为标准铨选官员,并设“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这一时期,楷书成为官方字体。人们多追求“楷法遒美”,一改东晋以来自由奔放的书风,表现出雄浑劲健的风格来。唐太宗李世民“尊王”的审美倾向,直接推动了书风由“尚韵”向“尚法”的转变。代表书家主要有被称为“初唐四家”的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和薛稷等。这个阶段的书法创作主要是侧重了对王羲之书风中的技法继承,可以说新意并不多。至盛唐,以李邕、颜真卿、张旭、怀素为代表的书家,另辟蹊径,承“二王”书风走向了创新之路,创造了丰腴雄健的阳刚风格。颜真卿的行书以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为代表,追求自然、不计工拙,随处可见的涂抹无不给人们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强烈的震撼力,是典型的沉抑顿挫、至刚至大的儒家面目。张旭的草书气势连绵,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有吞吐洪荒之气概。怀素的草书绝去人间烟火,犹如一缕青烟直上云端。从表现形式看,这一时期,书法创作与王羲之书风截然不同,但其艺术精神都是相通的,王羲之书风的艺术精神在颜、张、怀、李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他们正是抓住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神本质,才使盛唐书法达到鼎盛,也奠定了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宋尚意,其实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情怀的表达,特别强调书法的抒情功能。宋代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个变革风气的时代,宋代文人承续着魏晋风度的审美风尚和王羲之书法艺术精神,而又突破王羲之书法技法创造了书法尚意新书风,这种尚意的审美风尚逐渐成为宋人书法思想的核心。五代局势动乱,社会风气变化,导致书法艺术发展缓慢。宋初,书学者面临“无师可从、无法可依”的窘境。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提出“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和“或妍或丑”的审美判断,对当时书法振兴产生了强大号召力。行书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貌出现。随着北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以文驭武”的文官政治制度逐步确立,文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人文气息逐渐形成。建立于易文化基础上的士大夫人生哲学,本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个方面,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颐养天年,就像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构成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加之宋代佛与道合流,佛家的“本心”与道家的“齐物”在宋人思想中完整契合。尤其是禅宗美学的兴起,对尚意书风的形成和书法审美的表现有着巨大影响。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涌现了大批优秀书法家,其代表人物当属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家,他们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但都别具一格。其中最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当属“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黄州寒食帖》。苏轼与王羲之经历非常相似,政治上不得志,而在佛道中求得心灵慰藉,才使两人在书法道路上都走上了“无意于佳乃佳”的成功。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学生,如同其师一样,身体力行推陈出新的书法精神,书法极具个性,气势撼人,成就不凡,成为宋代四大家之一。米芾天资高迈,为人狂放怪异,他的行草书虽与苏轼、黄庭坚同属尚意,但又有所不同,他的书法用笔灵活、八面出锋,尽管是写行书,却给人狂草的气势。宋代这些代表书家的书法思想和实践,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思想基础,他们摆脱了前人的束缚,追求晋代“二王”书法的意趣,为尚意书风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尚态或尚姿,是指明清统治者禁锢思想,追捧字体方正、大小一律的“台阁体”“馆阁体”,行书反而流于俗媚。是时,以张瑞图、徐渭、郑板桥为代表的书家不拘小节、纵笔挥洒,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行书作品,被称为“尚态”或“尚姿”。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明至清中叶,书法的主流是复古主义思想,这里的古主要是指王羲之书风,以得晋人和王羲之风韵为最高宗旨。赵孟頫为元代书坛复古主义旗手,他的小楷直接“二王”遗韵,行书以晋人特别是“二王”为风范,是典型的唯美主义代表。明代至中叶几代帝王喜爱翰墨,尤喜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帖”,至中叶“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尽管各有所擅,但都是王羲之书风的延续,成为书坛高手。明末后期,王铎、徐渭、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八大山人等,一反赵孟頫之“法”,使书法真正从审美内涵和艺术精神上继承了魏晋风度和王羲之书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之后,“小学”盛行,文人尊碑抑帖,书法技法和字体审美发生改变,行书融入北碑元素,形成了一种古朴、宽博、凝练的行书书体,从而使书法本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王羲之《兰亭序》作为魏晋风度的审美典范,对后世书法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这种影响,有时表现为后人对他的技法学习,有时则表现为后人对他的艺术精神的理解把握和继承,前者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消极影响,后者则促进了书法艺术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入。研究学习前人书法不能单重形式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对前人书法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宏扬。唯其如此,当代书法才能不断发展和繁荣。
现在兰亭
源于对王羲之和《兰亭序》的崇拜,我曾专程到绍兴探秘。绍兴很有魅力,黑瓦白墙、乌篷船,颇有历史和厚重感,置身其中,似画中游;大文豪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孔乙己,体现着她拥有的文化味,来到此地,方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特别是《兰亭序》的诞生地,更给人一种莫名的神秘感。
兰亭在浙江离绍兴市区西南12.5公里的兰渚山下,相传这里是因越王勾践种兰花而得名。晋代王羲之《兰亭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一下车便见像成都杜甫草堂似的一座阁楼,兰亭二字映入眼帘,大门口右边矗立众生塑像,或弹琴、或饮酒、或握笔,千姿百态,不用多问,便知这是东晋那群文化名人相聚的场景。远远望去,兰渚山根本没有什么崇山峻岭,更没有茂林大树,很难领略《兰亭序》里那优美的自然景观、动人的华彩文章。大门内,有一清代建筑六角亭,高约20米,康熙御题碑文立于正中,碑高10米左右,堪称巨大御碑。我们沿着一条山路向上走,慢慢进入一片竹海,只见一座竹屋上写着“兰亭”的匾额。陪同人员告诉我们,兰亭到了!驻足观望,这里倒是郁郁葱葱、绿意盎然,让人顿感幽静和生机。穿过“兰亭”,只见一条清澄的小河弯弯曲曲地向我们走来,这便是曲水流觞处。在这异常平静的河面上,曾流淌着一幅动人的画卷:那是1600年前的一个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批贵族文人相聚在此,或吟或饮。“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这情景怎么能叫人不醉呢?
离曲水流觞处不远便是鹅池,鹅池里和池塘边有不少肥硕的大鹅,鹅池旁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当年王羲之为其心爱之鹅立碑写字时,刚写了一个“鹅”字,皇帝传来圣旨,他赶忙放下手中之笔迎接圣旨,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爬上椅子,写了一个“池”字。相传王羲之特别喜欢鹅,鹅的一举一动激发了其创作的灵感。为此,他不惜为道士抄写《黄庭经》,以换取道士的鹅,这也是以字换鹅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寻找着古人的足迹,聆听着一个个与王羲之有关的传奇故事。像传颂王羲之自幼聪颖,7岁学书,12岁偷阅其父王旷所藏《笔论》的“羲之偷窥”;东晋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选女婿,唯独王羲之不当回事、任性率真,被郗家选中的“东床坦腹”;王羲之为卖扇老妇人题写扇面,使扇子陡增身价、争相购买的“右军书扇”;王羲之为晋成帝在木板上书写祭祀祝辞,工匠用刀雕刻时发现墨迹渗透进木板很深的“入木三分”;大将军谢安向王羲之请教书法,王羲之知其位高权重、自视甚高,托辞不教的“羲之不教”。以及献之学书、献之书裙、飞鸟传书等等。这些秩闻、逸事虽多是民间传说,但却能给人穿越时空、与书圣对话交流的视窗。我们正是从这些典故中观其事、知其人、赏其书、明其艺、解其道,领悟了“只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事,能成非常之道”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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