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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斌(原名刘振英),铜川市宜君县尧生镇东舍村人,1920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1937年底加入国军,从军编制在赵寿山部队38军独立46旅42团直属炮兵连,在河南、山西一带抗击日寇七年多,参加过江峰、中条山、吉山等战役及中条山战役,亲眼目睹抗日英雄们跳黄河的场景,是此次战役中少数幸存者之一。战争中刘怀斌右眼受伤失明、双耳听力丧失。1945年因伤残回乡务农。
结婚18天从军上战场
刘怀斌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家里没有耕地,父亲常年在外给地主家扛长工。留在他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饥饿。“闹饥荒之前,多亏父亲带领我们四兄弟打了六七百斤酸枣,晒干储藏起来,在石碾子上压成粉末,和上野菜做成菜团子,才保住了一家老少的性命。”
他家所在宜君县常年有红军及游击队活动,属于白区与红区的抗拒区。刘怀斌哥哥刘怀德早年撇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去陕北参加了红军。1937年11月17日,17岁刚刚新婚18天的刘怀斌早上刚起床,拉状丁的保长就带兵进了门,说:“你家能出人参加共军就能出人参加国军”,于是他就被抓壮丁当了兵,这一去就是七年。
刘怀斌先是在韩城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团长是张英三是渭南人,后在38军独立46旅42团直属炮兵连,司令是孙蔚如、军长赵寿山、旅长杨富臻(音),后来团长为东北人王训成、直属炮兵连长朱孝德是安康人。“期间番号变了很多次。我还记得部队所用武器装备为82迫击炮,4人一门炮。我是炮手。”刘怀斌从军期间参加过民阳镇、各头庄、苇子沟战役。
在各头庄战役中,担任炮手的刘怀斌正在单睁右眼瞄准准备射击,突然一颗炮弹落到身边不远处,随即冒起浓浓的黄色烟雾,“我大喊毒气弹,接着右眼一阵刺疼,就再也看不见。烟雾散去,身边倒下一片兄弟,许多人再也没能起来。”刘怀斌说自己失明一只眼睛依然是幸运的,因为许多战友因此丢了性命。
兄弟部队称我们是“陕西愣娃”
刘怀斌开始驻防在渭南的韩城、合阳一代,之后从合阳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1936年8月上了山西的中条山。“虽然日军武器先进,进攻势头很猛,但我方严密防守,兄弟们个个英勇抗战,寻找每一个反击的机会。”刘老向记者回忆道,自己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份在临晋县伏击日军十四辆车队,大获全胜;1938年11月,三营长赵洪福是咸阳乾县人,带领一群陕西兵,两袭伍姓湖驻地的日寇,第一次获大胜,第二次虽然不理想,但士兵们英勇抗敌的气势,让山西群众和兄弟部队竖起大拇指称赞为“陕西愣娃”。
1938年腊月,四十九旅两个团在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抵御日军,战斗打得很惨烈,团长的太太被打死在五老峰上。腊月初八那一天,刘怀斌在突围时右臂摔伤骨折。“当时胳膊带着夹板,还坚守在阵地上。”
当时猗氏县有一支千人游击队,队长是王训成,后来随着队伍壮大升任为团长。闻讯驻守将士被围困,随即前来增援,最后一起冲出包围,安全到达平陆县后李村、辗转战斗在西侯村、雁吉村一带。
愣娃跳黄河也是想活着再战斗
作为“陕西愣娃”跳黄河的见证人,刘怀斌老人认为网络流行的“八百壮士跳黄河赴死取义”的观点是偏激的。他说自己始终认为陕军战败被围后,士兵跳河不是自杀,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继续抗日。
刘怀斌老人回忆道,“跳河的士兵人数加起来很多,但一次集体跳的最多200多人”。1939年第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有士兵跳黄河求生;1941年,五集团军、十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士兵也有跳黄河的,每一次场面都很惨烈。“一个新兵营的士兵,大部分是富平人,枪还没拿到手,每人只发两颗手榴弹,最后在肉搏战中,全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
“那是在山西平陆县,民国28年(1939年)6月6日,又称‘六六战役’,那次战役失利了,我们驻守的东面是山梁,南面是黄河,士兵被包围后夹在了中间。部队士兵被打散了,我们也没有援兵。”刘怀斌说,当时部队和日军打了三四天的仗,军装破烂不堪,有些士兵直接穿着短裤,整个队伍包括军长李兴中在内全被日军围住。在战场上大家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有些士兵实在忍不住了,就爬到黄河边,喝黄河水,水里全是泥砂。
最后士兵们退守在黄河边上,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我们部队的,有炮兵连的,还有步兵连和2连等其他连的,许多人都被打蒙了啊。”被围困的士兵有些就跳黄河、跳崖。“我亲眼看到士兵跳入黄河中,‘咕嘟嘟’一下就不见了,‘咕嘟嘟\’一下又一个不见了。”
“也有跳黄河活下来的。许德荣(音)和丁都成(音),一个是永寿县的,一个是富平县流曲段家铺(音)的,他俩和我一个连,其他人我就想不起了。他们游过了黄河,后来还和我讲述了经过。说他们头顶着石头,或者怀里抱块石头,从水底下潜水向对岸游。撑不住了,就跳出水面换口气,然后又潜下水面。就这样逃到了黄河岸边。他俩还真有本事。”
刘怀斌老人说自己当时没有选择跳黄河,因为一摸黄河水,发现还是很冰凉,考虑自己右臂和臀部及腿部都刚刚受伤,而且只有一个眼的视力,这样下水体力绝对撑不下来,如果遇到四肢抽筋,必死无疑。
最后他躲在草丛中,然后借机突围到一个大塬上,和几个士兵汇合后,就沿着沟往北走,绕道到敌后,“看见日军的工事,还有日军锅里的剩饭。大家饿了几天了,都想吃。有兄弟说怕是有毒吧,我想日军不会想到我们会突围到敌后吧,就没管那么多带头吃了起来。”
在突围的路上,刘怀斌和战友饿坏了,就揉搓出还没成熟的麦粒,合着刚刚成熟的杏一起吃。很快在一位赵排长带领下,找到了军部,再由杨旅长整合残部后,保护军部冲出日军包围圈。“记得一起冲出来的还有个战友,叫王志恒,是38军特务营的。”记者联系王志恒老人时,被告知已去世半年了,但刘怀斌老人的叙述确有其事。
部队纪律很严明
刘怀斌下半年到达了河南,在巩县、孟津、孝义一带驻防,后编入新编十四师四十二团。中条山战役是刘怀斌老人经历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他告诉记者,不仅官兵伤亡惨重,平民也被日军祸害得很惨,刘怀斌老人向记者回忆道,当年自己所驻扎的村子,有一户住在沟畔上东院的人家,主人名叫仇哈仁(音),来自于铜川市潼关县,在山西做凉粉买卖。
日本兵进了村,仇哈仁全家都被杀了。刘怀斌和战友们赶到时,只见仇家做的凉粉被打翻在地,搞得遍地都是。仇家的小孩身体成了两半,乡亲们说,那小孩被两个日本兵分别抓住两条腿,身体被撕扯带刀劈分开了。“日本兵残忍地很”这句话,刘怀斌老人咬牙切齿地重复了几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烧光了”。刘怀斌老人谈起这一幕,浑身颤抖。
然而提及自己所在的部队,刘怀斌老人边点头边说,打起仗来个个不错。部队军纪也很严明。刘怀斌老人说,自己还记得部队有一个伙夫,一次做饭时,把老百姓的木柴拿来烧了火,结果被军官抓起来枪毙了。“当时部队军纪好,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
1945年农历二月,部队鉴于刘怀斌的伤残程度已经不适合参加战斗,批准他退役回老家务农。回到家里才知道妻子一直等着他。刘怀斌说自己右眼失明,两个耳朵听力严重下降,身上还有多处枪炮伤痕,几乎是个废人了。妻子安慰他,只要活着回来,就是幸运的。
“我爸在生产队里一直是个好劳力。从不对外人说自己打仗的事情。”回家不久,刘怀斌又找到了失散的嫂子和三个侄儿,把他们接回家,担负起养活两家人的重担。“他只说自己哥哥是共产党,在陕北干革命一定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如今刘怀斌老人和儿子刘远平住在一起。有志愿者上门要给他帮忙办理抗战老兵的社保,落实优抚政策。刘怀斌老人摇着手说:“和我一块去的28个人,死了26个,他们想啥了?我能活下来,就比啥都强。现在啥都不想了,和死了的战友相比,我都好到哪里去了。”
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向刘怀斌老人授予了一枚金色的纪念章,刘怀斌老人称,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灵慰藉,他要一直佩戴在胸前。
文/图 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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