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发奋晚年担任丞相

他,40岁发奋读书,60岁、70岁两度被荐举贤良、征为博士,80岁寿龄终于相位。他,作为汉武朝唯一善终的丞相,历任贤良文学、郎官、博士、左内史、御史大夫,63岁任丞相,68岁加封平津侯,他就是在相位17年,闻名古今的汉代名丞相——公孙弘。他为相后,尊儒建制、开创了以儒取仕的先河。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激励着后学,他大器晚成的曲折经历和集腋成裘的学术成就为后人津津乐道。

才疏学浅出差错中年苦读终成才

以麓台为点的浮烟山文化区域,前营丘,后沧海,左依白浪河,右临大于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据可考史料,麓台留下最早的身影应是汉代丞相公孙弘。最早记载公孙弘的资料见于《史记·平均侯列传》:“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乾隆《山东通志》卷九《古迹志》载:“麓台,在县西南二里,汉公孙弘读书处。台高二丈三尺,有泉曰补生泉。”乾隆进士阎循观《西涧草堂诗集》程符山十咏麓台云:“公孙幽栖处,荒台上峥嵘；寒色四面起,万顷尘波清；吾辈复登临,壮心满月明。”并在诗后加注:“麓台书院,相传为公孙弘、平津侯著书处。”元于钦《齐乘》云:“山东曰麓台,俗传公孙弘读书处,《元和志》以为弘墓。麓台,潍州西孤山之麓一小阜下名麓台村,《寰宇记》云:“州西二十里,高二丈三尺,是弘墓也；墓后有泉,号曰补生泉。”《九域志》曰:“公孙弘读书处。”梳理一下《史记》《汉书》《潍县志》等有关公孙弘的记载,基本勾勒出他早年谋生学习时期的大致轮廓,同时也印证了记载他在麓台读书史料的可靠和可信。

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菑川国(郡治在今寿光纪台乡)薛人。少年时家贫无钱读书,长大后成为从事文案的刀笔狱吏,因才疏学浅,终出差错,触犯了法律,断送了仕途。为了生计,辗转来到渤海边牧猪为生。此时的渤海应是汉代齐北海一带地区。公孙弘立志学习,到浮烟山麓台刻苦攻读经史,后拜汉廷博士、经学大师胡毋生为师,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得其门径,考竞渊源,到40岁,成为著名的饱学之士。

策答体现武帝思想年逾古稀再为博士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刘彻初继天子位,下诏访求贤良文学之士,选拔人才,公孙弘因贤良征为博士,时已60岁。

公孙弘开始了老年入仕宦海生涯。好景不长,建元3年(前138),公孙弘奉命出使匈奴,因向朝廷复命时不合武帝心意,被认为无能。遂上书称病,免官回乡。这次进京,公孙弘接触了许多大师与官员,领会了武帝的学术政策,为后面的复出打下了基础。

他告病免官后仍回麓台,更加勤奋。期间,武帝推行尊儒新政,因危及旧族利益而屡次受挫,加之太皇太后窦氏和太后王氏两家外戚斗争日趋激烈,武帝深受其累,求贤若渴。

元光5年(前130年),机会来了,武帝再次下《举贤良诏》,菑川国再荐公孙弘应诏。公孙弘再次来到长安,至太常寺待诏,汉武帝制题命诸儒52字策对,公孙弘从天文、地理、人事三个方面,以600字策答。太常令遍阅百位贤良对策后,把公孙弘的策答列为下等,但武帝过阅后却升其为第一。公孙弘这篇对策较全面地体现了武帝的施政思想。以“礼德相济”“赏罚并用”的思想,强调对民众施以仁政的“治民之本”,将“以法和德”“德在于术”的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起来,以法为主,辅行德政,最后又将儒家的仁义礼智归纳为“术”,此“术”即董仲舒所言的“孔子之术”或“儒术”,把公羊学理论转化为施政的实用策略,为太平治世提供了依据。为此,武帝临朝诏见,见他“状貌甚丽”“恢奇多闻”,虽年逾古稀,但仍丰仪体健,既旁征博引,雄才善辩,又谦恭礼让,口行敦厚,遂再次拜为博士。

擢升丞相倡导儒学明经取士设立太学

元朔六年(前123),公孙弘擢升丞相。为相期间,他积极倡导儒学,与董仲舒等表彰六经,抑黜百家,设太学及郡国官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采纳得以推行,从而建立了明经取士的五经博士制度,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对博士制度改革著有《公孙弘》10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其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设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中每一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有别于文帝时的“一经博士”。五经博士仅限于在儒家经典列官,其他学派虽未明令取缔,但不再享受官方的学术地位,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遭到罢黜。从此,儒学成为官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和主流文化。第二,设置太学,建立博士弟子制。太学是设在京城长安的最高学府,主要为国家培养经明行修的官吏。设置太学,董仲舒对策中曾有提议,但武帝未采纳。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任丞相时又建议设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并实施。太学实行博士弟子制度,由居九卿之首的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史记·儒林列传》)武帝按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后又增员至百千人,到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人。汉代太学,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因汉代以前,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官府举办的学校。公孙弘还建言,“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京师建立太学后,还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规制完备、遍及全国的教育系统。第三,明经取士。汉武帝重视任人唯贤,确立了举孝察廉、明经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为察举二科,是通过地方荐选、中央考察选取具备儒家倡导“孝”、“廉”美德的人士任官；明经科是通过选拔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任官,主要从博士弟子中选拨,通过考课、通过一经者可为补官,即以儒取士。

公孙弘虽然在尊儒建制、馆阁养仕的弘儒功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政绩,为后儒开辟了一条登上政坛、获取功利的捷径,和董仲舒、田蚡等共同开启了汉儒的实践时代,但是,《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也有诸多对他的负面评价,说他为官圆滑猜忌、为人外宽内深以及挤兑董仲舒、劝杀主父偃等等,这些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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