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边缘 连接起生命两端

李松柏与捐献者的妻子在器官捐献登记表签字前交流

2010年3月，我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陌生的职业随之诞生。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奔走在死亡与新生之间，凭借耐心、坚持和努力，完成一个个器官移植案例，拯救着一个个濒临死亡的生命。正是有了他们，捐献者与受捐者连在一起，悲痛与欣喜连在一起，无私与大爱连在一起……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从2010年起，李松柏便奔走在器官捐献宣传、见证、缅怀的路上，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无法停下前行的脚步。因为，有很多人在渴盼通过器官移植活下去……

李松柏在接听器官捐献咨询电话

3月19日下午3点，李松柏办公室里的电话骤然响起，电话是烟台某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工作人员打来的，这家医院是威海市器官捐献指定医院。对方告诉李松柏，乳山市一位六旬农家男子因脑部受伤无法医治，家人决定将其器官捐献。放下电话，李松柏赶忙定了一张当天最早到烟台的动车车票。

坐上动车后李松柏给妻子打电话告知行程

对李松柏来说，一次器官捐献的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这样的“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说走就走”是他的工作常态。

当日下午5时30分，李松柏赶到这家医院，见到了患者的妻子和儿子。在亮明身份后，他将两人领到该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准备办理器官捐献手续。办公室里，患者的妻子不住地抹泪，李松柏坐在她旁边轻声安抚、劝慰。

“非常感谢您愿意在家人承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代替家人做出器官捐献这么伟大的决定……”当患者的妻子含泪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时，李松柏像往常一样，说出了这样一段话。签完字，患者的妻子泣不成声，李松柏一边劝慰，一边递上纸巾。

沉默半晌后，这个连字都不会写几个的农村妇女对李松柏说：“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没活够，把他的器官捐出去，就当他还活着，我们也好有个念想……”一席话，直抵李松柏的内心，他心头一颤。

协调捐献工作忙完后已是晚上10点半。送走患者的妻子，李松柏独自去了重症监护室，看了看患者的状态。走出重症监护室后，他突然感到身心疲惫，他默默靠在墙上，心里不住地回想着患者妻子说的那一席话，眼圈瞬间红了。

因为患者还未到达待捐状态，3月20日一早，李松柏返回威海。谁知次日下午就被告知，患者已达待捐状态，各项生命体征一直在下降，随时可能开始器官捐献。李松柏又匆匆赶回了烟台。

3月22日9点半，患者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手术室。从重症监护室到手术室只有50步远，这段“路”，李松柏不知走过多少次，但每次他都觉得十分漫长，心里很矛盾，他不知道自己该悲伤还是该欣喜。因为，走过这里，一个生命将走向终结，另外一些人则因这个生命的馈赠而迎来新生……

“请所有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

“这位病人同意捐献双肾、肝、角膜。”

……

捐献手术李松柏全程跟进

3月22日10时许，器官获取手术开始。近两小时的时间里，李松柏全程跟进，见证着手术整个过程，这是他的工作之内容一。

手术完成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捐献者从手术室出来时必须恢复“原样”。于是，李松柏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为捐献者穿衣、整理遗容。随后，他又为捐献者家属联系好车，让他们带捐献者遗体回老家。

李松柏搀扶捐献者的妻子离开

送别时，李松柏搀扶着捐献者的妻子，不停地宽慰她，嘱咐道：“捐献事宜进行得很成功，以后有事您就找我。”

每次与捐献者家属告别，李松柏都会双手合十……

对方上车后，李松柏双手合十与他们道别。李松柏说，每次送走捐献者和家属的最后一刻，他都会做这样的动作，因为它代表着对捐献者的悼念、对捐献者家属的感恩、对捐献者及其家属共同完成的伟大之举的尊重，同时，也包含着对即将开始的新生命的祝福。

对话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

李松柏是如何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的，在九年的职业生涯里他都遭遇过什么样的状况，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记者为此与其进行了对话，为大家展现这一陌生又令人尊重的职业中酸甜苦辣。

李松柏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

记者：您是怎样从事这份工作的？

李松柏：2010年初，按照中国红十字会要求，省红十字会被列为器官捐献试点省份，威海市同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我是威海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又是学医出身，所以，按照组织要求，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我参加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举办的协调员培训，系统学习了相关文件和基础知识，经过严格考核后，获得了相应资质和证书。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才两千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记者：干这行您有顾虑吗？

李松柏：说实话，起初我也有顾虑，感觉这份工作不好做。后来我想，既然组织安排我去做，那我就全力以赴做好。时间过得真快，一晃9年过去了。

记者：您接手的第一例捐献者还记得吗？

李松柏：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2012年5月30日凌晨一点左右，那天还下着雨，这名患者已达到捐献状态。接完电话后，我冒着雨开车往烟台赶。当我见到捐献者的家属时，对方很悲伤。虽然那时我还一点经验没有，但还是按照程序顺利地做了下来。事后，捐献者家属一句话给了我莫大鼓舞：“孩子的器官可以用来救活别人，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谢谢您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这次成功让我更加清楚器官捐献的意义，更觉肩上责任重大。

记者：遇到捐献者家属情绪激动时，您也会控制不住吗？

李松柏：说实话，我也想掉泪。但这份工作要求我不能这么做，我只能忍着。因为，捐献者家属需要我来安抚，有些后事需要我去做。

记者：这份工作苦吗？

李松柏：怎么说呢？这种苦与大家平常所说的苦是不一样的，体现在多方面。一是要经常面对生死离别，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我内心真实的情绪是被压抑的，时间长了，感觉很痛苦，心理压力会很大。这个压力靠别人是排解不了的，只能靠自我疏导。二是有的时候，捐献者家属因悲伤常常不吃不喝不睡，我就得陪着他们不吃不喝不睡，这个过程很累。我这个人心脏不太好，一旦感觉身体顶不住了，就赶紧拿一粒速效救心丸放在嘴里含着，然后该干嘛干嘛。三是要经常出差，很多时候是说走就走，然后在路上跟妻子说一声。另外，休假日不多。因为，从出现潜在捐献者到捐献结束处理完所有事宜，在每个捐献者身上平均要用4天左右，按照我去年完成30个捐献案例算，基本上全年无休。

记者：捐献手术整个过程，您都在场吗？

李松柏：全程在场，这是我的职责，后续的事宜也由我来负责。

记者：您最心痛的是什么？

李松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痛，那是捐献者家属一生都抹不平的伤痛。

记者：您最无奈的是什么？

李松柏：捐献者的器官已经进行分配了，但在捐献器官手术时才发现，器官存在病变等原因不能进行捐献。这不仅白白浪费了捐献者和家属的爱心，也让一个刚刚重燃希望的家庭再度陷入灰暗。

记者：您最感动的是什么？

李松柏：最让我感动的是，不少捐献者家属都积极投身器官捐献宣传，并与我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的会每天给我发一句早安，有的会在节日里送上祝福。

记者：您和捐献者家属关系怎样？

李松柏：我从未忘记过他们。在我的工作记录中，记录着每位捐献者的生日，每到清明或他们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发短信给捐献者家属，表示缅怀。现在，我已成为捐献者家属的情感寄托，我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亲人还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记者：如今威海市器官捐献的情况怎样？

李松柏：刚开始，我带着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一家一家医院跑，逐个科室讲解器官捐献的意义，但收效甚微。从2015年开始，威海市红十字会和卫生系统在全市二甲医院以上的ICU，神经外科设立器官捐献宣传展板，设立信息员，这让潜在捐献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截至2018年底，我完成了42个捐献案例；仅2018年，就完成30例。如今，很多人加入到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个队伍，我岳母就是其中一员。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正确认识器官捐献这件事，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记者：如果有人想做器官捐献协调员，您想提醒他们啥？

李松柏：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实践经验。因为在接触捐献者过程中，器官捐献协调员首先要初步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并且在和医院、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背景。

新闻背景

器官捐献协调员之路

器官捐献协调员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班牙从国家、区域、医院三者出发建立移植协调网络，使协调员成为捐献者与受者桥梁的“西班牙模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建立的由受过特殊培训的移植协调员以及内科医师组成的移植协调团队使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在2007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个阶段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是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并深入到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2015年1月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正式进入规范化管理的有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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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表达捐献意愿？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可以到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2）也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org.cn 或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线上登记。

登记完成，将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实体或电子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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