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念“租庸调”

刘高潮

“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江河日下，均田制与“租庸调”税制均遭破坏，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唐德宗李适即位后，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布了“两税法”，即分夏、秋两季，按人头就地纳税；税率按财产多少而定；从全交实物，改为交部分铜钱。按理说实行新税法，本来是社会一大进步。但是由于官吏假公济私，乱收乱加，层层盘剥，反而使农民苦不堪言。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因母丧，辞官回到故里华州下邽（今渭南临渭），在渭村为母守孝三年。这期间与民为伍，躬耕田野，“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他了解到，改革后执行的新税法带给农民的不是福音，而是痛苦，沉重地写下《重赋》诗，“……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贪官不顾国法正告，额外榨取百姓血汗，横征暴敛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到头来，留给农民的是空空如也，和冰天雪地中的啼饥号寒。

而税吏，野蛮收税急如星火，打门叫窗，闹得彻夜不能安寐。此时，已身为布衣的白居易，同样也逃不掉被征收的命运。他亲身经历了催税的骚扰，愤然写下“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这首《纳粟》诗，真实地记录了白居易本人遭遇公差半夜催粮，胆战心惊地缴税的心态。按说坐官领俸，为民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税吏这种恶行，怎能不使做过十年官的白居易痛心疾首呢？他无可奈何地在叹息声中聊以自慰：荣辱增减，周而复始，我今个缴税，权当偿还我往日为官所领的俸禄了！

三年乡村生活，使白居易更加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对“两税法”贯彻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对新法本身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是应该好好地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因为只要现钱不要实物，使社会上粮贱铜贵，农民卖掉物产后，换取铜钱缴税，要受到官与商的双重剥削。比如“两税法”初始，一批丝绢3200铜钱；几年之后，只卖1600铜钱。税额不变，农民须拿出多一倍的丝绢，才能换回够缴税的铜钱。白居易在《赠友五首》其三中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白居易呼吁他佐辅君王的朋友们，“以致君济人为己任”，来革除“两税法”产生的弊端吧。

当然，想退回去，恢复“租庸调”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旧税制的均田基础早被打乱，社会毕竟已前行了上百年；况且以铜钱为货币形式的流通，比起实物交易，的确是一大进步。但老百姓不产铜呀！“贵钱贱物”的收铜弃粟，农民怎么负担得起？贞观年间之所以人民安居乐业，是朝廷推行的“租庸调”税法，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加之自上而下“载舟覆舟”民本执政理念的落实。

白居易悯农恤农，以一个正直文人的微弱呼喊，旨在引起统治集团中仁人志士的注意，来为民请愿，兴利除弊。从而，真正减轻劳苦大众的经济负担。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白居易能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心里装着老百姓，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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