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梧州郊区龙新大队(现今的龙新村)。
当年的龙新大队是一个纯农业的生产大队,沿江一带种植有蔬菜,村下一带以种植甘蔗,水稻为主。全大队有24个生产队,其中有11个队从东往西依次排列在西江北岸的沿岸地带。而这11个队的村民的房子又都集中建在离河岸两、三百米远的小山坡上。村边有一条东连新兴大队、西接龙平村的普通泥路,既当防洪堤,又作人行道路。但这条防洪和交通两用的道路,其防洪能力低,大约只能抵御二十三米不到的水位,屡遭洪水侵扰。为避免路面被大洪水冲垮,当时放冲堤段安排了一个比路面低约两米,宽三米左右的泄洪口,当洪水可能超过路面高度而不能抵御时,通过泄洪口向堤内低洼地提前放水,以免道路遭到洪水毁坏。
1976年7月中旬,梧州遭遇了一场事后被证实洪水水位达24.18米的特大洪水。但在这场大洪水的洪峰到来之前,有关部门预测不会超过23.50米。因此,龙新大队觉得这样的水位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去战胜它。为此,在洪水还在20米以下水位时就做好了抗洪部署,安排两路人马应对:一路安排在婆冲堤段,另一路安排在放冲(离当时的丝绸厂约只有百米)堤段。7月13日,洪水水位接近22米,仍以每小时10到12厘米的速度上涨。
那时,由龙新大队民兵营长率领的一支数十人的抗洪大军,此时已在防洪堤放冲段奋战了一天,沙包已垒出了比防洪堤高出好几十厘米的高度。他们以为这样的高度基本上可以抵御23.5米水位的洪水了。岂料,7月14日,水位还在上涨,他们的神经又绷紧了起来,并抽调了更多人力来支援。当天中午,所填沙包比原路面高出了一米多。但随着高度不断增高,金字塔形的堤顶也随之收窄,仅有三四十厘米的厚度,加上上涨洪水的浸泡,基础出现了松垮。
下午两点左右,指挥抗洪筑堤的民兵营长察觉到位于牛角塘边上的堤段沙包发生了微妙变化,预感到可能要溃堤了,于是,他果断地用手提扬声器发出立即撤离的命令。正全身心投入抗洪的人们听到了指挥长的命令,个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离开堤面。当最后一名撤离人员的后脚离开危险地带时,承受压力最大的那个部位“轰”的一声炸响,随之一股凶猛的洪水,仅几秒时间便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冲向堤内低洼地段。此时,即便是在原丝绸厂一带,人们也能听得到凶猛洪水下泄的咆哮声。从决堤到堤内数平方公里的低洼地段注满积水,只有两三个小时,可见被冲垮缺口之快、之大,乃至于事后人们提起还心有余悸:决堤时,河对面的长洲岛水位很快就下降了十几厘米;11队牛角塘塘尾一块两三吨重的水泥块被整体冲移到离原位200多米远的水田里;堤外一个离决堤处近百米远的村民祠堂也被巨大的吸力吸倒;缺口处最终形成了一个宽十多米,深四五米的大坑。当时亲历此情此景的笔者想起还后怕不已。
不过,正是那次抗洪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反倒激起了当地人们战天斗地的精神。几年后,当笔者再次路经那段当年曾经为抗洪抢险而冒险的地段时,路面已经比原先高了许多,也宽了许多。又过了许多年,再往此地寻踪,原来的决口处和堤内被淹没的那一大片田地,已被桥梁、马路、车站、商场、超市和高楼大厦所取代。当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洪大会战,如今已成了那代人的记忆。
(刘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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