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原点周刊 救助站的理想和困局 工作人员千方百计找线索帮被救助者回家 但超范围救助和“跑站”乞讨者让救助站力不从心，困局该如何破解？

每到冬日，我们都会关注那些在午夜街头徘徊、流浪的身影，他们吃饱了吗？穿得暖吗？要去哪里御寒？……而这一切，因为有了救助站，让我们多了一份安心。

救助站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福利保障者，是流浪乞讨者的生活和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团圆。”他们的理想简单却又不简单，而在向着理想前进的路上，他们也遭遇着困惑：一些始终找不到家人的超期滞站人员找不到相关机构接手，长期占用救助资源；无法拒绝超范围的救助人员……

这些困扰让救助站的理想变得负重累累，如何打破困局，真正发挥公用，让离散者归家，让失助者获益，是社会各个层面都需要思考和为之努力的。

在路上

一直在努力

期待帮他们与家人相聚

华商报记者从西安民政部门了解到，目前西安市专业救助机构除了西安市救助管理站负责城六区以外，长安区、鄠邑区、周至县、蓝田县、高陵区、阎良区和临潼区各有一个救助站。而仅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内常住加流动的受助者有50多人。这些人历经采集DNA比对、在手机App平台发布信息、在寻亲网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等方式，多方努力之下仍无任何线索信息，有的被寄养在福利机构，有的因病在医院进行治疗。在平时的相处过程中，大家都能感受到他们对家的怀念和眷恋。

对于这些等待回家的人，希望大家能提供有效信息或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帮他们早日和家人团聚。

女子爱笑会写“符号字”

带着四五岁的聪明儿子

在西安市救助管理站里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活泼、可爱、聪慧。

2016年4月23日，他和妈妈一起被送到救助站，“豆豆”是他到救助站后，这里的“妈妈”们帮他起的。现在的豆豆成了救助站里的一个开心果，他把所有女性管理人员都叫妈妈，但却用姓氏区分开，在女服管区的墙上贴着一张幼儿汉字识字表，上面的数十个汉字，豆豆均能熟练读出来。

在豆豆妈妈的登记表上名字一栏填的是无名，服管区冯斌霞介绍，豆豆妈妈总是冲每个人微笑，可能因为智力有问题，嘴里只能咿咿呀呀发出一些音调，但没有人能听得懂。在工作人员拿出纸笔让她写字时，豆豆妈妈也能很快写出排列整齐的符号类字迹，同样是没有人认识。“我们怀疑她是不是东南亚一带的外国人，就把她写的字拍照，说的话录音拿到外语学院问了很多人，结果一无所获。”冯斌霞介绍，虽然这个女人的身份一直无法确认，但站内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在这期间，大家也都把豆豆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还经常把他带回家里玩，“帮他们找家的工作一直不会停，但豆豆马上该上学了，孩子很正常很聪明，耽误了教育很可惜。”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希望豆豆母子二人能尽快找到家人，一家团聚。

中年女子从不与人交谈

却总是自言自语

2013年3月18日，这名40多岁的女子被好心人送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目测女子神志不清，不管工作人员问什么问题，均一言不发。然而，长时间的相处中，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该女子在无人时经常自言自语说个不停，一旦见到工作人员立刻嘴巴紧闭，一言不发。几年来，工作人员做了各种努力，却始终未能找到该女子家庭信息的蛛丝马迹。

女子自称朱伟娟（音）

问话全答“不知道”

这个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女子是2015年1月15日由好心人送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的，平日里不说话，工作人员问话全部回答“不知道”。有一次，她突然说话自称名叫朱伟娟（音），是咸阳市彬县药材镇（音）人，然而工作人员赶到当地寻找时却发现并无这样的地址。此后，再继续询问一直毫无所获。

精神异常 本地口音的“王小倩”

自述名为王小倩，2018年9月6日，公安长安分局东大派出所送至救助站，40岁左右，精神异常，陕西口音，但话语中并无有效信息，工作人员进一步询问无结果。

“站龄”超长的青年“阿一”

自称哥哥开麻将馆

“阿一”是一名20岁左右的受助者，但这并不是他的真正名字，只是工作人员给他起的代号。“他在这里待的年头，比我们有些工作人员都长，应该超过十年了。”男服管区的工作人员老秦介绍，阿一也是一个智障孩子，总是面带着微笑，他最早是在站里的儿童区，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家人，就这样在救助站长大了。

老秦说，阿一负责着男服管区的垃圾处理，总是抢着干，如果哪天其他人倒了垃圾他就会赌气好几天。“尽管阿一已经在救助站里待了十几年了，但他对家的印象还很深刻。”老秦说，阿一经常说，他的哥哥是开麻将馆的。

采访中，阿一言语含混不清，但确说出“哥哥、麻将馆”等字眼，从阿一的话里能看出他对家的向往，“可能是被家人遗弃的，时间也长了，估计要回家难了。”老秦说。

每天洗澡爱干净

不让干活就不高兴的“大个”

“大个”的登记信息上名字一栏填的也是无名，这已经成了工作人员对他的昵称。“大个”人高马大，力气很大，刚来时攻击性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把站上的工作人员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大个”负责放饭，和阿一一样，这活儿同样不容别人插手，否则也会不高兴摆脸色。另外，爱干净是“大个”的优点，每天洗澡是他的必修课，由于智力障碍、语言表达不清，至今未能找到其家人。

记得家里有个大姑

“小四川”自称叫魏从海

“我叫魏从海，四川的。”听了这句话，你会在一瞬间觉得“小四川”是个正常人，但下面的话就开始令人无法辨识。“小四川”，30多岁。2018年1月21日，渭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辖区一村子发现后送至救助站。令救助站工作人员抓狂的是，除了偶尔蹦出来的名字和“四川”、“大姑”等字眼外，他还曾模糊说出过一个地名，但工作人员多方打听，当地反馈并无此人，之后再也没有从“小四川”嘴里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日前，记者在救助站男服管区见到了“小四川”，当被问及“家”、“回家”等字眼时，他突然显得很激动，嘴里不断重复着“四川的”、“魏从海”、“回家”等字眼。

吃饭最积极

“快腿”把救助站当成了家

“快腿”是另一名无名受助者的代号，他因为在站内吃饭时积极跑得快得此名。记者尝试与之交谈时，他显得有些紧张，腔调怪异，时高时低。“你家在哪里？”“我家是救助站！”“你不想回家吗？”“回家，救助站。”显然他已将救助站当成了自己的家，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仍有着回家的强烈渴望。

失去手指脚趾

“重庆人”张海军身世成谜

2016年10月20日中午，张海军由公安高新分局创汇路派出所送来救助站，神志不清，身体检查双手手指缺失，双脚脚趾缺失。在他极为有限的话语中，救助站工作人员依稀听到他自称张海军，家是重庆江北的，但当救助站联系到重庆当地警方时，对方却称并无此人。而工作人员根据其手脚肢体缺失的情况判断，此人极可能曾遇到大的伤害以致精神失常。工作人员迫切希望帮他找到家和亲人，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么大的伤害，还张海军一个公道。

似瞎非瞎

六旬无名老汉一直不说话

这是一名年过六旬的老人。2017年1月6日，公安碑林分局兴庆路派出所在交大商场内发现并送至救助站。老先生生活不能自理，饮食需要人端着喂，从来不说话，眼睛半闭而迷离，工作人员称，有时走到人跟前都会撞上去，但有时又能发现地上掉落的非常小的东西，颇为奇怪。由于一直不说话，无法找到其家乡和亲人的任何线索。

理想篇

字里行间找线索

送他们回家

家，对于任何人都是温暖的字眼，哪怕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家乡，或在外漂泊多年无亲无故。如何让那些与家人失散多年的流浪者重回家园，重温家的温暖，一直是救助站工作人员不懈追求和努力的，为此他们不放弃任何细小的线索。而当团圆的一幕上演时，他们就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男青年智力障碍会唱戏

通过豫剧唱腔流派找到家人

张欣欣，男，30岁左右，智力障碍，于2015年10月19日由西安高新城管部门送入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尽管智力障碍，但张欣欣不同于其他受助者的是，操着河南口音，有效信息不多，却多次表示“要回家”、“想俺娘”、“家里还有妹子”，然而，关键的家庭住址和姓名却一直无法提供，只能说出自己叫“毛蛋”。工作人员多次询问无果，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张欣欣在救助站住到一年半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眉目。

救助站工作人员傅强介绍，2017年3月21日，站里为受助人员播放饭前音乐时放了河南豫剧选段，不料，张欣欣竟能跟着唱，关了音响，让他再唱，他竟唱出豫剧《朝阳沟》里的一句唱词“茶壶暖瓶有俩仨”。于是，半个月时间，生活服务区几乎天天饭前放豫剧，放完以后，会说河南话的工作人员立刻跟他聊天，引导他多说话。同时，把他的唱腔录音，联络郑州同行辨认，得到反馈称其唱法应属于豫东地区流派。

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下，张欣欣的记忆似乎也在慢慢苏醒，逐渐能自己说出“驻马店”、“三里湾”等地名，工作人员又把驻马店地区所有县、乡镇列成表一个一个给他念，当听到“西平”，他高声叫“我就是西平人”，又说到“有个妹妹在驻马店”，“妈叫胡秀梅”。

至此，不懈的寻找取得突破性进展，当晚工作人员顾不上休息，迅速与网络寻人平台联系，将此人信息定点推送至驻马店和西平县，很快当地群众反馈信息来了，他是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柏城镇三里湾居委会的，别名叫毛蛋。他妹妹也很快和救助管理站取得联系。确认是哥哥后，妹妹激动得连夜开车赶到西安，兄妹相见抱头痛哭。

妹妹告诉工作人员，哥哥智力发育异常，一天早上出去干活就没再回来，他们一直四处苦苦寻找两年多，其母亲也天天念叨，以为已经不在人世，真没想到还能相见。回家之后，还专门发来了母子相见的感人场面及张欣欣回到家里高兴地唱起豫剧的视频。

苦命女子20年被拐4次

最终找到“老虎沟”老家

王珍珍无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因为她20年间被拐四次，均为他人生下孩子。她又是幸运的，遇到了西安市救助管理站一群好心人，经过不懈寻找，终于帮其找到了商洛老家。

她是2015年9月30日被人送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的，虽然神志尚可，但苦于口齿不清、不会写字，工作人员也迟迟无法确定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老虎沟”是这个女人所有话语里工作人员少数能听清的词语，“我们都知道她非常非常想回家，因为每逢过年过节或其他受助者的家属到站接领，她看到后都会嚎啕大哭，令人为之动容，大家一直商议，一定要帮她找到家。”工作人员程炯森说。

王珍珍在救助站待了3年多，受到大家无微不至的照顾，然而这3年里，为了找到她所说的“老虎沟”，站里工作人员问遍了东北、华南所有曾经有过老虎出没、有老虎沟地名的地方，但答案都一样“查无此人”。然而，工作人员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相信有关“老虎沟”的地名被划去得越多，也许离希望就越近。

终于，他们把范围缩小到商洛地区仅剩下的36个“老虎沟”。仍是逐个询问，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珍珍，商洛市商州区陈原街道办事处蟒龙峪（老虎沟村）人。”在接到当地村主任最后确认的短信时，大家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工作人员后来了解到，20多年前，她的女儿刚4岁，有一天她去山上放牛被拐卖到四川，此后竟又先后被拐卖到湖北、河南及陕西临潼等地，均生下孩子，2015年与临潼家人走散，被送到救助站。

与家人失散20年又留站3年，她第一个女儿也已经生了孩子，而她最后一次被拐到临潼生的孩子也在找她。

当王珍珍看着两个儿子一起奔来喊着“妈妈”时，她再一次嚎啕大哭，然而这一次她的泪水里有幸福的味道。

六旬老汉漂泊异乡30年

身患癌症期望落叶归根

2018年9月19日，59岁身体孱弱的史长河艰难地走进西安市救助管理站接待大厅求助，当班的接待人员立刻请值班医生检查病情并登记入站。

当日下午4时许，因其病情加重，腹胀难忍，工作人员将他送至定点医院，入院检查确诊为腹水、左肾积水、高钾血症、低肾性脱水，疑似患有胃癌、胰腺癌、直肠癌等多种绝症，身体状况极差。

在治疗的同时，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联系他的亲属。

史长河自称从南疆到西安，准备回山西省绛县老家，并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然而，工作人员向当地派出所查询得知，他身份证所述地址早已旧城改造成为一个广场。而他自己的户籍信息显示：单人独户。“他的家好像被用橡皮从地图上擦去了似的，毫无进展。”工作人员刘彦海说。

史长河表示，自己已离开老家30年，自然物是人非，但他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老家，落叶归根。

工作人员再次展开紧张找寻，一方面与网络平台联系，将其寻亲信息在绛县密集投放；另一方面与绛县民政救助管理机构沟通。此举得到当地同行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去史长河提供的新地址排查核实，一方面也向他们的上级积极反映，争取能尽快解决。

随着大家的努力，史长河的回家之路越来越清晰，史长河原名史文龙，年轻时因家庭矛盾一怒离家。时间到了2018年中秋节，所有人都牵挂着史长河的回家问题。此时，绛县民政局领导特批，既是当地人，不管能不能找到家人，故乡都欢迎游子回家。西安市救助管理站也做好了准备，待史长河的病情稳定，随时准备护送史长河返乡。

随后，好消息接踵而至，史长河的兄弟姐妹从北京等地纷纷打电话咨询，原来他们全家都搬至北京，但史长河的亲生女儿就在绛县统计局工作。2018年9月27日，史长河被顺利送回家，和亲人团聚，圆了叶落归根梦。

做生意失败 赌博败光家产

“没人要”的残疾人找到安身之所

程炯森介绍，他曾于2017年3月值班时，接收了一名由警方送至救助站的“双下肢骨股头坏死”的求助对象孙有刚，在第一时间安排送定点医院医治。

经查，“全国救助管理系统”显示，此人曾被西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多次。这让程炯森有些动容，他决定帮他把身份信息落实清楚，彻底安置他回家。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孙有刚自述户籍属于湖北省麻城某街道，可是当我联系到当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时，社区主任却一口回绝。”程炯森说，对方称“莫把一个瘫子弄来，他是一个没有啥子亲属管的空挂户”。碰了一鼻子灰，反而让程炯森看到了希望，他没啥直系亲属，那就是还有旁系亲属。

程炯森坚持不懈地一次次拨打电话，终于让对方松口，说出了求助人有一个表哥的情况。通过社区民警，程炯森很快联系到这位表哥，然而情况却让人绝望，“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只是表亲，根本就没能力管，要让他表弟在西安自生自灭。”再次碰壁，事情似乎走进了绝境，但程炯森仍未放弃，多次到医院和求助人沟通，了解到，他原来在西安做生意，有房产、已婚没孩子，但是生意赔光，婚姻破裂，房产赌博已经赔光，常年陷入各类索赔诉讼，所以多次到救助管理站求助，现在身无分文，但在老家享有低保，现在就想着能回故乡。

“有同事帮忙出主意说用他的低保、残疾人等各种费用送往福利院去自费代养。”程炯森说，这个办法得到求助人表哥的同意，并表示让他们直送湖北救助管理机构，其他的事情他想办法。很快，孙有刚如愿送返故乡并妥善安置在了福利院。

年轻女子穿着入时

四五年时间一言不发终开口

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33岁的女子张灿灿是2012年前后被城管部门送到救助站的，刚到站时一头直发齐腰，穿着入时，初步判断应是人口走失。但大家很快就发现她也很不正常，她饮食起居都能正常自理，但不管工作人员怎么说，她都低着头一声不吭，到站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几乎一言不发，大家无从入手。

2017年年底，在年终总结听取医务室汇报长期留站人员体检时，工作人员称张灿灿已经做了节育措施，这证明她应该有过孩子。服务管理人员就尝试突然问她“吃饼干不？”张灿灿破天荒说了一声“吃”，大家才知道她原来会说话！从那以后，女服务管理区的工作人员们就有了一个任务，天天在她身边有意无意地聊家常、聊孩子、聊家庭，引导她说话，把微信上、报纸上有关小孩儿的消息给她读、照片让她看。渐渐地，她脸上有了笑，但还是不愿主动说话。

据此，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认为她疑似自闭症，经定点医院检查确诊，在治疗一断时间后，症状减轻，会自己哼歌。回站后，工作人员根据平日观察判断她可能来自陕北或甘肃地区，就突然问她，结果她含混回答“×宁”，再问又不开口了，不过这总算是有了线索。于是，工作人员在网上查询“宁县”“正宁县”等地多个村镇名字，一个一个念给她听，此外还电话联系了近20个当地派出所警官、乡镇民政专干、村干部，终于取得决定性进展，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湘乐镇一村组蒙主任回复称，他们村确有此人，随后发来她的身份证、结婚证进一步证明。

几天后，当地村干部和张灿灿的丈夫来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将她接走，看着一家人见面时的激动和眼泪，大家也为之动容。（上述找到家人人员均为化名）

待破局

超范围救助和“跑站”乞讨者

让救助站力不从心

“我们这一行的社会关注度高，但同时社会容忍度低。在社会福利工作的各个环节，救助站是最后兜底的。”西安市救助管理站服务管理科科长徐建华一句话道尽了救助工作的困惑。

救助站的出口狭窄，很多救助对象一旦接收很难送出去。不少流浪的盲聋哑痴呆傻、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者不能提供任何信息，无法联系其家人；还有些被故意遗弃的残疾儿童和危重病人，即使救助人员联系到他们的家人，有的家庭也拒绝认领和抚养。有些受助者情况复杂，如精神疾病、身体残疾或疾病等，超出了救助站的处理能力，但没有其他机构愿意接受，无处转接。由于没有出口，一些被救助者长期滞留救助站，远远超出了《实施细则》规定的救助期限，占用了大量资源。

困惑：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进了救助站很难送出去

据了解，截至目前，救助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只有一个2003年6月20日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随着《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救助站的职能从收容遣送转变为救助服务，对救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业务技能需求。救助站在向受助者提供基础保障的同时，还要施行有效管理与服务，包含了针对受助人员的不同情况进行生活资助、法律援助、医疗服务、心理辅导等工作。这些新的服务内容对救助站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一线工作人员多为原民政工作人员，缺乏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相关知识素养不足，所以在专业化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外，救助站面对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完全符合《实施细则》规定的人比较少，临时性遇到困难的求助者居多，还有不少职业乞丐更是将救助站当做免费食宿点，成为辗转在不同城市救助站之间、反复接受救助的“跑站”乞丐，救助站则成了这部分人员的流动福利院，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我们在落实受助者家庭住址时，大部分是受助者因为精神状况或语言表达、视听方面的障碍，无法落实，但还有一些是赖在救助站的，他们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徐建华说。

尤为尴尬的是，法律规范中缺乏应对职业乞丐的具体法律规定，由此造成救助站与其他公共管理部门对此缺乏管理的法律依据和管理手段。其次，部分流浪儿童和残疾人受到不法人员诱骗控制，救助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再次，受助人员一旦在站内遇到意外、生病、致残致死，救助部门将面临被起诉的尴尬局面。

此外，救助站只是整个社会福利系统的一个环节，它的良性循环需要其他各个环节的配合支持。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呈现出救助站在很多方面孤军奋战的局面。据了解，有时还存在救助站被迫扩大救助范围，成为某些单位的“善后机关”的现象。比如公安部门常把一些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群众举报的街头流浪者、自杀自残人员等送到救助站；个别医院也会将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危重病人送往救助站。救助站的大量资源被用于超范围的救助活动。

“除了跑站及无法找到家人而长期留站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习惯性流浪者。”徐建华介绍，对于他们，救助站只能给予其临时性帮助，并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能够提供的物质救助条件也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往造成一出救助站，就再次回到流浪的原有轨迹。因而，单靠救护站的工作无法防止流浪乞讨人员出站后再流浪。

专家：打破信息孤岛

建立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机制

“救助机构作为社会福利系统的兜底环节，他们确实面临着众多的无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雨锋表示，陷救助站工作于尴尬境地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一些不良人员对救助资源的肆意占用、整个救助系统对末端环节的依赖，而这一切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信息不共享，这是时下全国救助机构面临的共性，非一朝一夕能够破解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信息孤岛，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进而建立部门联动机制。”谢雨锋表示，建立全国救助信息共享平台，依托网络技术建立大数据库，将每个受助者的信息录入信息共享系统，实现救助信息互通共享，曝光跑站骗取救助的行为，对于被救助者，其档案应包括个人信息及被救助情况，全国所有救助站均可施行联网查询。而这个共享并非只在救助站系统共享，还应包括社会其他相关环节，比如公安、交通。信息共享了，接下来需要多部门建立联动制度，交通部门让一些恶意占用国家救助资源的流浪者寸步难行，公安部门运用手中的执法权对这类人进行打击和震慑，这样才能使救助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让那些真正无家可归或因疾病需要救助的人得到有效的救助。明确界定救助对象的标准，明确划分救助各相关机关的责任。救助站应有权拒绝其他机构送来的超范围的救助人员。明确公安、城管、民政、卫生等部门的工作职责，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协调，既防止职能部门相互推诿扯皮，又可以整合资源，有效治理流浪乞讨问题。

另外，谢雨锋提到，应加快救助法律法规建设，制定根据操作性的流浪乞讨人员甄别办法，让救助工作人员在甄别流浪乞讨人员、杜绝提供超范围救助时有法可依。制定适应救助站工作的针对职业乞丐及跑站人员的处理办法。完善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医疗制度的健全，从源头上减少流浪乞讨人员。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是时下救助工作的最大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淑珍也认为，在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必要的救助、建立救贫机制的同时，打击恶意乞讨行为也势在必行，既要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效的救助和保护，又要对以乞讨为幌子的“假乞丐”或其他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她表示，流浪乞讨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因家庭原因致其流浪生活无着，却又因流浪者智障、残疾等因素而造成有家难还、家人不接受等现象，“这又牵涉了社会伦理问题，需要社会综合调节合理解决。”赵淑珍表示，应鼓励民间福利机构及一些NGO组织参与救助工作，对整个救助工作进行有效补位。

律师：编造事实职业乞讨获利应受打击

但救助应按需给予

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余伟安表示，街头乞讨已成为部分流浪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愿意接受来自政府或社会的救助和援助，固然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虚构事实、编织谎言来骗人，牟取财物，终究是违法行为。

余伟安介绍，《刑法》第266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余伟安认为，对于以假残疾、假伤残，或编造出的各种“故事”来乞讨的人员，政府和执法部门应进行干涉或打击。而对那些职业“跑站闹站”者，则应出台专门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以避免国家救助资源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这一群体的滋长。

余伟安同时表示，尽管流浪乞讨人员群体中存在职业乞讨者，但还是有很多的确是因为年龄偏大或健康原因流落街头的，即便是那些职业乞讨者中，也会有人因一些特殊原因真的生活无着，需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都需要社会救助，“所以，一概而论则有失救助站公益机构性质，毕竟救助需要帮助的人是社会福利工作的职责。”

民政：网格状救助体系形成

将安置长期寻亲无果的滞站人员

“按照要求，对街头流浪人员的现场救助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现场，但考虑部分区域距离较远，因此在民政部门管救助的同时，市、区县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城市主干道及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流浪乞讨人员的严格管控、有效劝离、安全护送。”西安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刘绪勤表示，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或行动不便人员，应护送至西安市救助管理站或辖区救助站；对其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应立即联系卫生部门实施救治；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立即报警联系公安部门处理。

随着公安部门管应急、卫生部门管急救、财政部门管经费、市政部门管场所、城建部门管工地、交通部门管运送、人社部门管零工逐渐明确，已形成由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网格状救助体系。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小区都安排了专人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信息把握，并定期汇总上报，定期进行专项救助。

刘绪勤表示，由于民政救助的原则之一是自愿，职业乞讨及一些其他原因宁可在外乞讨也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人员的出现，导致城市街头流浪现象无法完全禁绝，“救助站和各所属辖区街办、社区及民政机构应掌握并关注这批人员的信息。”

对于那些一直滞留救助站的受助者，“按照有关规定，滞留超过半年的受助人员就应该寻找福利机构妥善安置。”刘绪勤说，近年来，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内每年都会陆续妥善安排超期滞站人员，目前少数受助者因特殊原因超期滞站，也将在随后逐步安置落实。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实习生 王路 摄影 陈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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