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吴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但他那音容笑貌,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他对我的教诲和关爱,使我永远不会忘怀!
我出生在陕北高原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有所非常不错的学校,我就是在这所学校读的小学和中学。由于当时尚未恢复高考,我无处继续升学,便应征入伍了。1979年春,本已复员了的我,又因中越前线战事紧张,我被以身怀特殊军事技术者而抽调在某军分区教导队参加临战之前复训,实际是就地待命,随时准备拉上前线的“补充兵员”。3月底,前方形势好转,我这个特殊军事技术骨干没有被拉上前线,复回家乡。那时退伍军人已不再安排工作,哪来哪去,我自然回到了出生地的那个山沟里。记得那年5月7日,我骑车专程去双湖峪中学(子中)看望我心中最崇敬的吴老师,不料,吴老师一见面,便立刻放下了脸,把鼻梁上的近视镜往上推了一下,说:“你一天价逛逛达达,不复习功课,不打算高考?在高考之前,不准你再来看我!再来,就撵你走!”他告诫我要脚踏实地地温习功课,接受国家高考挑选。我开玩笑地说:“吴老师,我当年跟您学下的那点东西,当四五年兵后,都给您还回去了啊!”“花麻油嘴,快走!”我带着羞愧告别了吴老师,一蹬自行车,就朝回家的路上驰去。5月,微风拂面,鸟鸣啾啾,满目青翠。我想,吴老师非常熟知我的秉性,知道我活跃,爱动,不爱拘束,静不下来,同时也知道我在同龄人中学得还算扎实,猛攻几个月,说不定会考上大学,于是换一种方式刺激我,可谓知徒莫如师了。此后两个月,我一边干好自己的民教工作,一边背了一些史地常识,7月7号进入大学考场,竟如愿以偿。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又专程去看望吴老师,年近不惑的吴老师得知我考上了,满脸像绽放的花朵,高度近视镜下的眼睛笑得眯成一线,比我还高兴。他专门买了肉夹饼和粉汤请我吃,算是为我庆贺!
我和吴老师的师生情谊是建立于我村那个山沟学校。大概是1969年吧,我们村的学校由一个完全小学办成了“戴帽”中学,我们小学毕业后自然升入中学。开学了,新调来的教师中,有从子洲最高学府“双中”“发配”来的两位,其中一位原本是某大学讲师,据说有“思想问题”,便一级一级降下来,直降到我们这个山沟里;这位老师学识渊博,东北人,大学高材生。据说恢复高考时的数理化试题,他都能在30分钟之内做下。下放到我们学校,显然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上代数课,书也不打开,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母,几句就讲完了,然后说:教材太简单了,这本书一节课就全能讲完,同学们自己也能看得懂,不需要讲,布置作业后就走了。另一位就是吴老师了。
吴老师,名志兴,高个儿,平头,戴深度近视镜,身着棕色上服,有学究气,吴堡县人。上世纪60年代初“兰大”毕业后分配子洲中学(其时叫双中)任教,发配我们学校时也就30多岁吧。吴老师大学学的是俄语,刚分配子洲时,也教俄语,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俄语不吃香了,文革中各学校都不开俄语课,于是他又自学英语。到我们村,无论英俄皆无用武之地。他是学校负责人,又是我们这个首届初中班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他的普通话不敢恭维,一口“吴”语,例如读“金猴奋起千钧棒”,他总是把“棒”读作“半”,但教学非常认真,在当时全国教育战线乱混混的形势下,他是一丝不苟的,包括改作业,字都是一笔一划。我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本家侄子学吹鼓手,于是我白天去学校,晚上跟着侄儿到一个山上去学艺。不料,此事竟被吴老师知道了,他直接来到我们家里,给我的父母反映说,这孩子这样下去可能要学坏的,要求家里大人允许我每天晚上给他作伴,睡也要睡在他那宿舍兼办公室里,哪里也不能去;课本知识复习好了,可以看看他的其他书籍。就这样,我和吴老师在一个炕上睡过好长一段时间。期间也跟他多学了一些知识,虽然后来在当兵期间把所学大部分“还”给了他。
吴老师好钻研。记得那时他已经自学中医知识,笔记做得一本又一本。有时候还引上我去荒山野岭红崖格岔去认识中草药,什么甘草、远志等等,这时,我又像一个跟着师傅拔草药的童子。吴老师人缘好,周围群众有个风头脑发的,他都乐意用他所学针灸技术义务上门给群众看病。那年端午节,我起了一个大早,听大人说端午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在河里洗一下脸,这年就眼明耳快,尤其不患眼疾;其时河水清澈透明,没一点污染,我不但洗了脸,连头都洗了;不料被冷水一激,反倒感冒了。下午发高烧,吴老师来到我家,亲自配了点草药,第二天感冒也就好了。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又没钱看病,吴老师给周围群众免费看了不少病,群众一直记着他。
吴老师在我村只教了一年半,给我当了三个学期的老师,又调回“双中”去了。但我对吴老师印象特别深,我们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着。后来我应征入伍,走时,我去看吴老师,他给我讲了人生的一些道理,送一个笔记本给我,并题赠四句话以勉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敬首长、团结同志。这话我至今记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县上在马蹄沟镇办起了一所卫校,吴老师又被调到马蹄沟卫校。我不清楚当时是因为外语无用武之地了,还是他自己热爱上祖国医学事业主动要求去这所卫校的,总之代卫生课去了。一次,我去看他时,他很高兴。他知道我家中原有旧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古代中医著作,有的是古代名医验方之类,问我那些医书有没啦,我说还在家里一个木箱子里放着,您要的话我送您。吴老师很高兴,说你没用的话先给我借得看。于是,过了几天,我又骑自行车往返60公里把我的有关古代医书全送给了吴老师,记得是18本(套),书名大都忘记了,只记得一本是《神龙本草》,书皮是用粗布裱糊的。我说我不学医,家里目前没有从事医务工作的,放着也是闲书,我就全部送给您了,吴老师笑逐颜开,说:好,那我就“沾”你的一次光了。我给吴老师做得第二件事就是,帮助吴老师调回老家吴堡了。那是1980年吧,我还在大学读书,一次回家顺便去“双中”看望吴老师,他说他已经年过“不惑”,大半辈子在外,两地分居,家中无人照顾,有想回吴堡老家的打算。正好,我的同窗好友薛书堂是吴堡人,他哥时在吴堡宋川中学负责,我给书堂介绍了吴老师的情况,请他帮个忙,把吴老师调回吴堡,并说我老师可是老牌大学毕业生,吃香,想办法安排到你县最好中学“宋中”吧。我的同学非常负责,不久就帮吴老师调回吴堡“宋中”任教。我为能帮老师做了件事而欣慰,没想到吴老师却非常不领情!那年学期放假,我特意让我的同学去“宋中”代我看望一下吴老师,谁知我同学一进吴老师办公室,自我介绍后,吴老师就说,两个坏蛋小子,怎么把我放到“宋中”,我从子洲回来,目的是要离家近,我老家在于家沟,不能一步帮我调到本乡社办中学吗?我的同学实心帮吴老师办事,吴老师除不领情还给了个“劈面”,颇受屈,写信告诉我,我回信安慰说,吴老师心地非常善良,就是那个直心肠直性子,说话从不会绕个弯,请原谅他。我同学与我情同手足,也就释然。此后有两年时间,我既不敢再托我同学去看望吴老师,也没有再和吴老师联系,我知道老师的脾气,说不定他敢大骂我呢。直到1982年的一天,我已分配在某中学任教,一天,突然接到吴老师的信,信中吴老师并没有骂我,也未提调“宋中”之事,只谈了分别后的情况,希望我戒骄戒躁,尊重老教师,团结年轻同志,以和为贵,并送我四句话:调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留心忙中错,爱惜有时钱!真是知我者,吴老师啊!我已经大了,在吴老师眼里,我永远就是那个喜欢闹点小皮气的、有时说话随便的、有时做事粗心的、有时花钱大手的那个不成熟的小学生。我想,两年多来,县办中学无论是调资、晋级、住房、待遇等都优于乡里学校,吴老师大概原谅了我和同学当初擅自把他调到“宋中”的莽撞之举了。谢谢您啦,敬爱的吴老师!
此后,我再没见到过吴老师。原因很可笑:20世纪90年代,我先后听到几个熟人给我说,吴老师已患癌症病故了。天哪,这么好的人,又懂医术,怎么说去就去了呢?彼苍天兮,公理安在!闻此噩耗,我难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十来年中,我一直以为吴老师已去天国。然而,令我非常意外的是:2007年夏秋之际的一个清晨,我尚未起床,手机响了,天哪,竟是吴老师的声音!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我说吴老师您在哪里呢?我多年没有您的音信,您还好吗?我非常想念您哪!您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呢?吴老师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跟儿子在西安,当时没有电话和手机,也没有同你联系上,前不久,是雪梅(他的另一位门生)告诉了你的手机号码的。他听人家说我还干得可以,他很高兴。我说混得非常不行,辜负了您对我的栽培和期望了。我说抽时间我一定来西安看望您来呀!听得出他非常高兴,说他身体还可以,欢迎你来西安咱见一面。啊,原来十几年中人们都在误传!人言实在可畏!吴老师还健在,身体尚好,我还能见上我的敬爱的吴老师的!
是年12月,我去汉中开会,会议一结束我就往西安赶,为的是能挤出时间看望吴老师!
到西安已是傍晚,匆匆登记住下后,我便迫不及待给吴老师打手机,不通;又打固定电话,听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接电话,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安,是吴老师的学生,您是师娘吗?你们住哪里?吴老师在家吗?我现在过来看吴老师。师娘听我说姓安,说知道了,吴老师经常念叨你,他走了!不在了?吴老师去哪里了呢?师娘告诉我,吴老师10月已经因病走了!真是五雷轰顶!此噩耗我是第二次闻听,这次从师娘口中说出,一定成真的了啊!啊!敬爱的吴老师,您为什么要骗学生呢?您不是说身体还好吗?现在我来了,可您去哪里了呢?吴老师啊!您为什么走得如此急促?我慢慢地说,师娘,那我过来看看您老人家。师娘说,她也不识字,也不知道住在什么路的什么地方,谢谢你,不要来了。我无法找到师娘的住处,遗憾地连师娘也没有见到。
两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敬爱的恩师,您在天国里过得好吗?您的学生非常怀念您啊!
安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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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