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教育专家李炳亭：尊重孩子的快乐自由，才真正体现老师的水平

人物简介：

李炳亭，中国教育学会小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名校共同体秘书长。高效课堂首倡者，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实践者，高效课堂行动研究代表性人物，第一个解构“高效课堂”概念、理论、实践，并形成系统性研究论述。

作为中国新课改的领军人物，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各个城市“飞来飞去”，用他的话说：“不是在去课改，就是在去课改的路上”。近十年间，他第一个发掘了名闻遐迩的山东“杜郎口教学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课改的高潮，他的著名理论是：“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

看到杨林柯老师的万言书，的第一反应是自责：“前几天，北京育英中学女生跳楼自杀了，我去给育英中学讲过课，也许我再努力下让它课改成功，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还有一名郑州中学生杀害母亲，就是为了永远不写作业，被抓后竟然说不杀母亲就要杀老师，他不后悔的态度让我很吃惊。”

有些伤感，也有些极端：“我认为新课改就是要让孩子不跳楼，不会为了学习的压力而自杀或者伤害对自己最爱的人。”

他同意杨林柯的观点：“西安这位杨老师了不起，他发现了教育的根本，其实他提到的只是教育本来应该有的东西，但悲哀的是，我们反而看到了‘非教育\’对教育本身的损害达到了这样毁灭性的程度。”

“万言信”中体现“教育使人成为人”

华商报：西安语文老师杨林柯的一封万言信，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教育从未有过的反思，您认为有哪些亮点？

李炳亭：我很钦佩这位老师的忧患意识，这封信体现了一个普通老师的良心，和他对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人性的思考。他希望孩子快乐地活着，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头脑中只是“努力”、“拼搏”、“奋斗”等几个关键词，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判断。他让我看到了，已经被遗忘很久的教师品格。

华商报：您的意思是现在的老师大多是不合格的？

李炳亭：我们得先明确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会给孩子教书本上的知识，让他每次考试都拿高分就是好老师吗？还是兢兢业业，教会孩子如何不犯错就是好老师？传统的教育中，很难看到一个好老师了。真正的好老师，是有教育良知的老师，他要明白教育其实只是一种公共服务，是要服务于“人”的，而不是考试。

华商报：具体来讲，好老师应该带给学生什么？

李炳亭：好老师是一种眼界，是一种引领，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他只是一个配角。我们今天的教育一直没有反思一个问题：谁才是学习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啊！老师是要去激发孩子学习兴趣的人，而不是教会他们应如何学习的人。

华商报：您最赞同或者说喜欢杨老师的什么观点？

李炳亭：他提到了教育是“生命对生命的教育”，我很佩服，他已经不局限于传授孩子知识了，而是上升到了一个生命的高度，例如自我询问：我是谁？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理念上讲，教育是一种“人”学，全国十佳人气校长、山东昌乐二中校长赵丰平的一句校训我很喜欢：“教育使人成为人。”就算你考上清华北大，如果只是个书呆子，其实也是违背了教育的初衷，而具有完善的、独立的人格的人才是现代教育需要培养的人才。

华商报：那么，杨林柯老师是不是一个好老师？

李炳亭（沉默）：无可否认，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在教育变革的大趋势下，他的存在是中国教育的一笔巨大财富。但是，他却未必就是一个好老师，因为他是一个“另类”者，主流文化如“拼搏”、“奋斗”、“成功”是没有错的，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而你反对它就是站到了社会的对立面，比如他告诉孩子要学会质疑，当你把这些理念传授给学生，又怎么知道你不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教育改革与升学率是可以兼得的

华商报：您的判断是不是基于部分学生家长的反对？

李炳亭：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几个家长的反对。在他的万言信中，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抗争者”的角色，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在他的身边，难道就没有像他一样有教育良知的老师吗？课改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一位有良知的老师需要做的是沟通，而不是去批判别的老师，这只会让他在学校孤立，在家长中成为一个“危险人物”。

华商报：对此，您对杨林柯老师有什么建议？

李炳亭：还是用实践来证明自己吧。第一，为什么不邀请反对他的孩子家长来听他的课呢？我相信家长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第二，用考试成绩、升学率证明自己，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是课改必然会导致学生成绩下滑，为什么这两者不能兼容呢？大量的实践证明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华商报：比如山东杜郎口中学？

李炳亭：对，包括山东昌乐二中、兖州一中，你们陕西的宜川中学，全国现在有上百家中学都实行了课改，把“高考当成了教育的副产品”。考试制度在当前是不可能废除的，因此，任何牺牲升学率的教育改革都是错误的，你必须为你自己的学校还有家长负责。

华商报：您是指换一种方式，去达成课改的目的？

李炳亭：没错，但杨林柯老师犯了一个传统书生犯的毛病，就是面对质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其实完全可以理清学校、学生和自己的共同目标，通过沟通的方式去让各方面都满意。

华商报：他提到的课堂教育方式您赞同吗？

李炳亭：大部分赞同，如老师应该拓展自己的知识储备，教给学生的不仅是

课本上的知识，还有许多课外知识，拓展学生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生活的真谛，乃至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不赞同他对孩子灌输的负面言论，这些都不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去承受的。

华商报：比如说质疑一切？

李炳亭：对，教给学生自己去思考就好，而不是用老师的观点去影响学生，你可能以为是在拓宽他们视野，孰不知你也正在给孩子们强加你大人世界的思想。试想，一个孩子的思想世界里充满了怀疑、不信任，你把孩子心目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打破了，他会不会觉得快乐？他的父母又怎能安心？

华商报：这些思想要是放到大学生里面就没有问题了吧？

李炳亭：假如大学生就很好了，每个孩子的成长阶段他需要接触的教育不同，拔苗助长只会走向另外一个教育失败的极端。去年圣诞节在美国有个状告老师的案例，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孩子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然后家长将他告上了法庭，起诉的理由是你扼杀了孩子的美丽想象。

华商报：您理想中的好孩子是怎样的？

李炳亭：第一他必须身心健康；第二要敢于担当，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是立人之本；第三就是掌握一门生活技能，长大后能养活自己。

新课改实行与否，80%是校长的问题

华商报：杨林柯老师的“万言信”抛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教育的积弊太深，您认为教育实行新课改的阻力在哪里？

李炳亭：我认为有三大阻力：一是传统的名校和传统的名师，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了对孩子有好处，但对他们未必有好处，所以他们会反对；二是对教育缺乏思考的人，他们身在教育界，却很愚昧，看不到现行的教育对我们整个民族和孩子的伤害；三是缺乏职业素质，把教育职业当成谋利的工具，以为教育本身与己无关的人。

华商报：教育改革的动力确实很难达成共识，杨林柯老师的“万言信”控诉或许也是无奈之举？

李炳亭：是的，更关键的原因是，有许多学校和老师意识到了必须课改，但又缺乏适合自己学校的、正确的理念和方法。有时候你会发现课改的理念太多，而不知道选择哪一种，瞻前顾后，所以望而却步。

华商报：课改喊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在各省市达成共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李炳亭：中国新课改实行与否，80%是校长的问题。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也会成就好教育。如果陕西有一个崔其升（杜郎口中学校长，中国新课改第一人），那么会怎样？

华商报：那什么才是好学校，谁才是好校长？

李炳亭：教育成在教师败在校长，说穿了它是一种信仰。教育部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最大作用其实是观念上的引导，例如你提的什么才是好学校，它对于师德建设的重新诠释，它是否鼓励产生一种全新的教育文化，包括校长文化，学生文化，但是应该都是基于“人”的文化。这些不仅需要来自基层的努力，而且学校的思想都需要转变。

华商报：西安现在有很多名校，学生家长挤破头也要上，您怎么看待名校现象？

李炳亭：实行新课改之后，有一批名校，它因为理念的高度、教学方式的创新而有名。但是传统的名校却是中国教育的毒瘤，因为教学质量从来都不只是升学率，还有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而这些名校除了灌输、逼迫家长、强迫孩子写大量的作业之外，他们还干了些什么？

华商报：我们去年打击奥数，但是却很难遏制奥数发展的势头，您有什么建议？

李炳亭：奥数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怪胎，每个学生家长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奥数！我这里有个统计数据，凡是从小上奥数的人，将来80%都不会从事数学相关专业。希望孩子有能力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不要以成人的期望去绑架儿童，逼迫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一定要上名校。你的孩子真的快乐吗？有家长就说，我是为了孩子长大后能够快乐，可是他从小就不快乐，你怎么知道他长大后就一定会快乐？

华商报：这也就是杨林柯老师提出的“生命教育”的理念吧？

李炳亭：不错，教育是否尊重生命，是要看孩子在学校的幸福指数，如果他不幸福、快乐，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在扼杀生命，不尊重生命。

华商报：正如杨林柯老师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语，我们的基础教育确实已经到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借此给予老师们和家长们一些什么告诫呢？

李炳亭：我始终都相信，最爱孩子的是家长。对于老师，评价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升学率，而是要看学生的学习能力，请尊重孩子们的快乐和自由，它们才能真正体现一个老师的水平。本报特派北京记者刘斌

资料链接

山东杜郎口中学、昌乐二中、兖州一中，陕西宜川中学用实践证明课改：

1.课堂模式区别于传统课堂，老师最多只讲10分钟，其余时间都是学生自己讲解，完全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2.鼓励学生看课外书，多阅读增加知识量，注重发展孩子的兴趣，不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如果成绩差但其他方面有特长，也一样会得到同学们的尊重。

3.学生管理学校，除在课堂上发挥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外，课后也注重发掘学生的主人翁精神。用孩子自己的准则去约束孩子，学生自治，老师只是引导者。

4.没有作业，在课堂上完成所有学习内容。保证孩子8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余时间鼓励培养业余爱好，如拉小提琴、绘画、打篮球等。

5.实行新课改后，学校保持了高升学率，底子差的学校学生升学率都飞速上升，一跃成为名校。

再访杨林柯

“这封信后我和孩子们更近了”

“春天到了，各种花次第开放，任何力量都挡不住，顺其自然最好。对于未成熟的青果，还是让它悬在枝头吧，由于没有经历风霜雨露阳光普照，过早地采下来不过是生命的浪费。”这是3月7日杨林柯写给早恋学生的一封信。

自从2月21日本报刊登了他的“万言信”，杨老师的生活多了几分忙碌。但和学生的沟通与交流，依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杨林柯说，和这位学生聊天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个别家长对孩子教育方式的草率与简单。幸运的是，孩子们很信任他，愿意和他沟通成长中遇到的一切困难。

“万言信”成了他和学生及家长交流的桥梁。至今，他已接到了40多封学生和家长们写来的读后感。大部分学生和家长支持他，认为他的教育方式给孩子们带来了更多，不仅是学习，还涉及生活的各方面。杨老师感慨：“通过这次万言信引发的争议，我觉得自己和孩子们离得更近了。”

“万言信”引起了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这样教育为什么”为题，对杨老师进行了报道；3月9日，他做客陕西电视台，和市民进行辩论，依然坚持自己关于大语文和素质教育的观点。

本报刊登的著名人文学者关于杨林柯老师的文章，让他深受感动。3月8日，他给钱理群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在应试教育中，我最感痛心的是对生命的荒废，人生最光辉灿烂的年龄应该接受更好更健康的教育，人格精神、良好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等都应该在这个阶段培育，但实际情况大都是在训练，语文更是在一个夹缝中突围，成了主课中的副课，因为提高成绩很难。语文教师的生命其实也在这种教育中荒废严重……”在万言信之后，他的思考依然继续。而由他的这封信引起的关于教育的思考，还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本报记者曹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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