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脚弥勒像
神秘的大佛——“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之四
以收藏碑刻而享誉海内外的西安碑林迄今已有九百二十多年的历史,院内碑石林立,名碑荟萃,所藏各类碑刻达四千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圣殿”。与这四千余方碑刻相映生辉的是,数量众多的古代石刻艺术品。它们大致分为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和其他石刻三大类,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其中的佛教石刻造像,总数达400余件,不仅时代跨度大、品类齐全、工艺精湛,而且其造型风格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010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石刻艺术馆建成开放,“长安佛韵”展厅共展出佛教造像149件,是从该馆所藏400余件历代石刻佛教造像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其中大多是首次公开展出。在精致的陈列和灯光布置下,这些代表了历史上长安佛教艺术最高水平的佛像显得庄严、肃穆,神秘莫测,让人不由自主地驻足凝望,遐思。乐善尼寺佛像遭遇唐武宗灭佛厄运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石刻佛教造像中,包括近百件精美的佛、菩萨头像,时代以北朝、隋唐为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金城坊乐善尼寺遗址集中出土的40多件佛、菩萨头像。这一批头像分两次出土,第一次为1978年,西安西郊空军通信学校修建防空洞时,共发现14件佛、菩萨头像;第二次为1983年,该校基建施工时再次出土了31件窖藏佛、菩萨头像及一通北魏造像碑。两次出土地点相距不过20米,根据文献的记载,这里正是唐长安城金城坊乐善尼寺的位置所在,由此可以确定这批数量众多的佛、菩萨头像当为唐乐善尼寺的遗物。
乐善尼寺兴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是尉迟迥孙太师为其祖所立,原名舍卫寺。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改名为温国寺,后来又改为乐善尼寺。据《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当年寺中的净土院和三门内还分别留有唐代著名画家尹琳、吴道子所绘的壁画。此处出土的佛、菩萨头像大多保存较好且造型精美,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为北朝至隋代所作的菩萨头像,大多戴有厚重华美的花冠,面容丰腴、略呈长方形,眉目清秀,长耳隆鼻,微含笑意,显露出庄严而华贵的气派;第二种为北周至隋唐时期的佛头,丰颐秀目,神情静谧安详,这些佛头发髻低平,多为螺髻或水波纹,面相饱满敦厚,高度多在30厘米以上;第三种为唐代雕造的菩萨头像,头顶已不见厚重的花冠,仅以宝缯束发,并饰以宝相花,发髻则变化多样,或梳为宝珠式,或梳为双环式。特别是一件白玉石雕成的十一面观音头像尤为珍贵,在目前发现的唐代石刻造像中实属罕见。
“从这些头像颈部的断痕来看,应当是被有意打断并埋入地下的,究其原因应当与历史上的灭法毁佛事件息息相关。”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说,这些集中掩埋的佛头、菩萨头时代跨越了北周至唐,并且没有更晚的造像同出,因此可以推断它们极有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爆发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中遭遇厄运。长安金城坊的乐善尼寺,当时也属于勒令拆毁的寺院之一,寺内僧人和信徒们不忍将这些膜拜的佛、菩萨头像和残躯遗弃,只好将其埋藏在地下进行保护,从而为后世保存下了一批精美的佛教石刻艺术品。北周五佛推土机下的惊世发现
2004年5月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那一天,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一个砖厂的工人用推土机取土时意外发现了距今1400多年北周时期的五尊大型佛立像和四件佛像莲花狮子佛座,这一发现将日后世人的赞叹目光齐聚西安碑林。
出土的这五尊佛像高度都在两米左右,其中最高的一尊达2.46米,他们埋藏于靠近山崖的窖穴中,穴口东西长3.8米,南北宽2.9米,深约4米。四尊佛像呈立姿埋于土中,一尊佛像头向下扑倒于穴底。五尊佛像和四件佛座安放有序,保存完好。从佛像体表残留的痕迹来看,当初都彩绘贴金。佛像面部刻画细腻,尽显法相庄严。他们或褒衣博带,或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袈裟靠于腹部,整体造型敦厚简练,佛像形体饱满,面相丰圆,表情肃穆凝重。其中4件佛座雕刻精美,独具匠心。基座上部四角雕狮、象,栩栩如生。
这一场景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宝物何去何从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由于当时村里的经济状况比较落后,想依靠宝物发财的人比比皆是。但念及文物流失带给国家的损失,时任村长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迅速通知了文物局的相关人员,将这一罕见的群体佛像无偿捐赠给西安碑林。
为迎接群像入住,西安碑林同期举办一场“盛世佛光”的剪彩仪式,用极高的规格喜迎群像。同时也是考虑村中的实际困难,经研究,博物馆决定拿出10万元作为奖励帮助村中修路致富,如今所修的公路在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佳话。直至今日,谈及当日发掘现场和剪彩的盛况,该馆馆长赵力光依然感慨万分。
这批北周大型佛教单尊造像的集中出土是中国佛教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一经报道,就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认为其价值可与山东青州发现的北齐窖藏佛造像媲美。北周五佛立像座造型也很精美,在有限的空间中剔地、线刻、浮雕等多种手法交错使用,显示出南北朝时期熟练的雕刻技艺。当我国台湾中台禅寺开山惟觉长老一行访问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北周五佛立像”时,连声说,这是无价之宝、镇馆之宝。安国寺密宗造像“唐代最美菩萨”戴耳环
大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为后人称颂不已,而佛教的鼎盛又给它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密宗是佛教八大宗派之一,此宗以密法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他人,故此得名。唐开元四年,印度密宗高僧善无畏携带梵本来到长安,深受玄宗礼遇,被尊为“国师”,成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的开端。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李旦将朱雀街东占长乐坊大半的宅邸舍立为安国寺,成为一座佛教密宗寺院。
1959年在西安安国寺旧址出土了11尊密宗造像,它们造型别致,多束腰,衣纹为旋纹,流动感强,神态生动;莲花座雕饰饱满华丽,岩后座刻凿细致形象。其中,马头明王像座的莲花与岩石相结合的佛座样式以及宝生佛的马座样式极为少见。这批造像不仅刻造精致典雅,而且贴金描彩,展现了唐代密宗造像的最高水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这11尊雕像当中,有一尊小小的菩萨头像,它高15.8cm,汉白玉质地,是雕刻的残余部分,面庞丰腴圆润、发如卷云,眉细长弯曲,眼睛微张,作垂视状,神态娴静安详,显示出菩萨美丽善良、端庄典雅的形象特征。该造像采用圆雕加以线刻形式,使人物轮廓明朗细致,面孔完全仿照唐代标准美女的形象来打造,面颊饱满,鼻子高挺。发髻松松挽起,头顶还有一个鎏金的发饰,戴有耳环。让大家忍不住联想它的身躯究竟能呈现出一种多么优美的姿态?它体现了匠人将现实与理想、人与神之美交融于一体的高超技法,堪称唐代石刻造像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唐代最美菩萨”。
但实际上,一同出土的其他密宗造像都各有美态:其中的文殊菩萨像,端坐于莲台之上,束发高髻,双目微合,眉目细长,双唇紧闭,神情庄严肃穆,面相温和秀丽,既典雅庄重又富有动感;三面八臂的马头明王像,垂发披肩、愁眉瞠目的不动明王像,虽是一脸的愤怒相,却也是大慈悲的显现,如同不动明王像右手持的剑,不是杀戮之剑,而是能斩断烦恼之根的智慧之剑。虽然这两个菩萨都长着一张愤怒的脸,但当你明白了它心中的动机是“慈爱”而非毁灭,就会觉得比起祥和宁静的形象来,它们更具有一种充满张力的慈悲感。交脚弥勒不爱笑的弥勒佛
弥勒出生于印度的婆罗门家庭,原本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因为被预言将继释迦牟尼后成佛,因此早于释迦牟尼佛圆寂,生到兜率天宫的弥勒内院中,在那里等待着将来下生到人间成佛。
弥勒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形成弥勒信仰,影响很大。早在汉代,弥勒佛的佛经,被大量翻译成汉语。弥勒佛在民间普遍受到信奉。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长安佛韵》展厅中,最后一件压轴的展品便是一件高两米左右的弥勒菩萨像。菩萨像刻于隋代,高185厘米,造像以带有淡绿色彩的一整块蓝田黄花石雕刻而成。195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塔坡清凉寺,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弥勒凸目、宽鼻、阔口,面部神态安详,面容恬静,似在聆听信徒们诉说苦难。弥勒头戴饰有串珠的宝冠,冠中原镶嵌宝石。造像肌体丰润饱满,衣着厚重适体,身披丰富的缨珞饰物,交脚坐于莲台之上,质感很强。
也许大家会奇怪,这个造像和我们今天常见的大肚弥勒形象不同。五代时期有一位布袋和尚名叫契此,他经常在江浙一带行游,大腹便便、笑口常开、乐善好施、行善四方,并且能够预测未来之事,因而受到百姓的爱戴。当他圆寂后,人们为了缅怀他,便以他的形象造像供养。经过后世的发展,演变为我们所熟悉的弥勒佛。当大肚弥勒的形象渐渐流传开来,弥勒菩萨最初的形象便逐渐被淡忘了。所以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这尊弥勒造像比较完美地再现早期弥勒造像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同时诠释了弥勒的本尊样貌,为隋代雕刻的上品。
事实上,在西安碑林馆藏珍宝之中,另一件弥勒造像也颇为珍贵——北魏皇兴造像,北魏皇兴五年刻造,1953年入藏。造像正面为圆雕交脚弥勒,造像高87厘米,面相丰满,厚唇粗颈,衣纹绵密,早期佛教造像的特征十分明显。背面浮雕佛教故事,有佛祖降生、九龙灌顶等,画面安排呈跳跃式,雕刻手法精细,意态奇逸,精神飞动。这些造像都具有很高的艺术、宗教和考古价值。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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