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留声 风过留痕 ——读《文博鸿踪录——成建正文集》

《文博鸿踪录》

成建正的个人文集《文博鸿踪录》收录文章35篇，内容分为“博物馆学研究”、“历史文化丛谈”、“著述序言”三个部分。一望而知，这是从“文博”的角度来划分的，然而，以一个治史者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从“鸿踪”的视角将文章分为“半坡”、“碑林”、“陕博”三个阶段，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看得出作者学习、工作的经历与思考、治学的轨迹”（单霁祥《文博鸿踪录·序言》），更能够彰显本书及类似著作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半坡情思 勾画史前村落复原的蓝图

1972年成建正以讲解员的身份踏入文博行业，他所在的单位西安半坡博物馆和陕西乃至全国博物馆一样处于“文革”后期的恢复阶段。10年之后，伴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时期，成建正也在诸多业务工作和学习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最初的学术研究。从1983年起，陆续发表了《试析原始宗教的历史地位》、《博物馆的美育职能初探》、《半坡史前村落复原场地的初步设想》等文章。

《试析原始宗教的历史地位》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文章中涉及对原始宗教的评价问题，而显得非常敏感。文章发表的1983年，笔者在中国民族学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民族学讲习班”学习期间，与授课老师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学专家宋兆麟先生谈及此文，对在那个时期敢于涉及这一问题，尤其是明确表示“本文的意图，在于探讨原始宗教在‘人类童年时代’应有的历史地位。至于它作为一种宗教的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不在讨论之列。”——这实际上是肯定原始宗教的进步作用。宋兆麟先生的评价是“胆子有点大”。不过现在看来，作者在文章中得出的“原始宗教往往是原始民族对其社会成员进行有益的传统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的手段”，“原始人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迷惑、恐惧以及接踵而来的对超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使得原始宗教具备了一些惩恶扬善，维持社会道德规范和秩序的职能”的论述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博物馆的美育职能初探》一文发表于1987年，这是陕西博物馆学研究方面较早涉及博物馆美学内容的文章，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博物馆要创造经济效益”的鼓噪盛行业界之际，其意义更是不同凡响。

我想多说几句的是《半坡史前村落复原场地的初步设想》一文。作为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已经声名远播，然而可贵的是，对如何更好地向观众解释史前遗址的内涵是西安半坡博物馆一直在努力探求的问题。其中坚持不懈探索的是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向观众展示半坡人生产和生活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起，该馆就多次进行史前考古实验，先后进行过的有石斧的制作及生产能力、骨针的穿孔技术、陶窑的烧造、房屋的搭建技术及尖底瓶的汲水等实验。这些实验中房屋的营建技术于1981年作为模拟复原陈列的内容直接展示给观众。

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西安半坡博物馆逐渐萌生了复原一座原始村落的想法。最早的建议是赵文艺先生提出来的，成建正《半坡史前村落复原场地的初步设想》，以及孙霄《西安半坡史前文化村陈列布局设想》等对此倡议进行了论证。1994年5月，半坡母系氏族村终于在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旁落成开放，在这个全新的参观项目中，观众可以看到史前半坡村落的复原场景和半坡人的真实生活情景：由真人表演的半坡人捕鱼、打斗、祭祀、舞蹈等场面，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原始人的生活。该项目还为观众提供了众多可以动手参与的项目，如垂钓、制陶、射箭及穿着原始人服饰等。

虽然，由于投资者预期过高、维持费用难以为继，该项目日渐萎缩，但当20年之后，史前实验考古以“史前工场”的形式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时，我们在感叹科研对博物馆作用的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对早期拓荒式求索者充满感念。

从碑林到陕博 痴心文博终不悔筚路蓝缕写春秋

1987年起，成建正先后任陕西省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这一阶段收入论文集中的文章有《日常生活中的“看”与博物馆中的“观察”（译文）》、《博物馆管理四题》、《市场经济体制下博物馆管理的几个问题》、《碑林的定位与发展》、《西安碑林与世界文化遗产》等。很显然，随着角色的转换，作者所关注重点已转向博物馆管理和西安碑林的发展上。

博物馆的科学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提上日程的，作者的几篇关于博物馆管理的文章从“市场经济体制下博物馆”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有关博物馆管理的几个问题，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建议。其中关于“博物馆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对策”“对博物馆业务工作系统的重新设计”以及信息管理的论述对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关于西安碑林定位的研究及梦圆世界文化遗产的憧憬，都将进一步促进人们对西安碑林价值的再认识和续写其更理想的历史。

2005年，成建正调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后来又当选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从收入论文集中的文章来看，角色的再次变换使其文章所关注的视野更大、论述也更为宏观。《“十一五”期间陕西省博物馆事业面临的几个问题》、《西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之路》、《面向公众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与服务）——中国博物馆展望》等文章是其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一味陶醉于所谓宏大叙事之中，时不时静下心来反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一个”的生存状况。《陕历博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写在新馆落成十五周年之际》、《当代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与社会服务——从陕西历史博物馆谈起》、《拥珍品而现精妙——陕西历史博物馆展陈构想》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尤其是《陕历博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写在新馆落成十五周年之际》一文，经过认真反思在“赶上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方面存在的不足后，坦言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收藏、科研和开放（含展示、教育、服务等）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其中在谈及科研方面存在的不足时，明确指出“对藏品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够，对其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不深，很多项目停留在汇编图集或一般性的介绍上”。

或许是这种认识的刻骨铭心的驱使，作者研究的笔触很自然地延伸到一些具体的课题。《免费开放后博物馆展示推广工作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博物馆记忆：藏品中关于中阿文化交流的信息》等文章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博物馆记忆：藏品中关于中阿文化交流的信息》一文，通过梳理西安及周边地区博物馆收藏的有关唐朝和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文物藏品，描述了唐代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交往与冲突的历史，并预言这些博物馆藏品将成为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的开启者。文章在2013年“中阿丝绸之路之旅：中国-阿拉伯国家博物馆馆长论坛”演讲后，获得与会好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种事物也都有自己的历史，所谓“雁过留声风过留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每个人的历史只是个人历史的时候，这“声”就会很快被淹没，这“痕”就会很快被抹平。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只有将自己的足迹与整个事业相关联，才不致其“声”被淹没；作为一名研究者，只有将自己的思考凝聚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其“痕”才不致被抹平。

成建正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文博鸿踪录》，是对自己文博生涯的一种谦逊的表达，但我却十分看重其中“鸿踪”的史料价值，如果每个参与博物馆事业的人，或者仅仅参与某一历史事件的人都能将自己亲历亲为的过程、作用、认识记录下来，那将是怎样一部丰富、厚实和真实的历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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