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都西安，他们与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一样，是来自最底层的一群人。他们的老家，大多数位于三秦土地上某个不起眼的小村落；他们的职业，遍布于你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本报记者 张权伟

据来自省统计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目前陕西省农民工人数已达680.3万人，接近全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在陕西你只要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亲戚家庭，那么就会有一个做农民工的亲人。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他们付出自己的血汗劳动之时，正常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证。从屡屡见诸报端的讨薪难，到他们下一代——我们经常称之为“留守儿童”——的教育之殇，几乎所有关于他们的话题，都令人同情却又难以解决。那么，农民工维权难，到底难在哪？

  未建立与城里人一样的劳动保障机制

“必须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保障机制。”这是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陕西省的人大代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胡春霞提出的一份议案。

在她这份议案提出的背后，是人数规模已经达到2.74亿的中国农民工群体，同时也是权益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群体。“从遥远的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哪一个农民工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出门后凭着一身苦力去吃饭的，他们早已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群体。”胡春霞说。

作为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31名农民工代表之一，胡春霞身上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80后和农民工。11年前，与本村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她怀揣着奋斗的梦想，离开了自小生长的秦巴山区，来到西安打工，成为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那时候，她甚至连普通话都讲不利索，也不太会乘坐公交车，工资只有380元，“公司若是不管吃住，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正是这种在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经历，使得她在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之后，对于农民工群体抱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境况，也有更为深刻的感受。当谈到农民工应该享有的权益时，胡春霞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民工的地位问题。“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歧视，被人瞧不起”。再一个是农民工们的生活问题。出于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农民工们大多数都会将妻儿留在家中，有些家庭到最后甚至只剩下孩子一个人。有一次，胡春霞和同学一起回家，刚进同学的家门，便听见那位同学3岁的孩子冲着另外一名街坊叫了声“爸爸”。“孩子自生下来就没怎么见过父母，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有意识，见到人就乱叫。”胡春霞说，那一刻，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她心里感到无比的酸疼。

没有一个完整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这是胡春霞对当下农民工维权之难的分析。每逢年底，在去上班的路上，她都会看到有民工拉着讨债的横幅站立在一些施工单位或是其他部门的门口，讨要自己的血汗钱。“很多施工单位资金紧张，每个月只能给工人们发一些生活费，到最后房子建立起来了，资金上只要出一点事，便拖累到了最末端的农民工。如果能有一个正常的申诉渠道和保障机制，农民工兄弟们何至于此。”胡春霞说，很多农民工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更遑论五险一金等保障项目。

作为农民工群体当中的“佼佼者”，胡春霞在去年——也就是来到西安的第10个年头后终于购到了自己的一套经济适用房。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人能够每天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多做、多学，要有个好心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者。”这是她的爱人当年在她刚入城打工之际告诉她的。现在，她说她想把这句话告诉给同样的在西安打拼的广大民工们。

 农民工走完赔偿程序平均要三年，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却很低

再过几年，等50多岁的张立柱再也做不动工匠的活计，准备回到农村老家养老之际，他一定会清楚地记得发生在2014年11月下旬的一件事情。在与自己的老东家——一家建筑劳务公司拉锯了1年4个月后，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终于在这个月对这起劳务纠纷案件做出了判决，该工程单位和具体负责他工作的包工头需共同向张立柱偿还2万多元的劳务费。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心中为此抑郁许久的他豁然开朗，感慨万千。

2012年7月，张立柱在一个劳务市场上被一个包工头招去做混凝工，约好劳务费每天120元，但在干完一年之后，包工头却屡屡以工程款尚未到账为由拒绝支付。无奈之下，张立柱只得走上了漫长的讨薪之路。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与大多数讨薪的农民工一样，需要从证明与被告方的劳动关系开始做起。万事开头难，在讨要薪资的案件中，这第一关往往就让很多农民工寸步难行。好在张立柱是幸运的，他碰到了孙蓉。孙蓉是一位公益律师，在帮助张立柱讨薪之前，已经在陕西律师农民工维权总站工作了8年之久，平均一年办理跟农民工有关的案件300余起。在孙蓉律师的帮助下，张立柱顺利地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

“现今农民工讨薪难主要还是集中在建筑领域，这个领域的分包链条较多，经常是层层转包，到最后具体干活的农民工环节已经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难以立案。”孙蓉说，另一方面，从整体的角度而言，“与2007年工作站刚刚成立的时候相比，最近几年因为法律法规日益健全和细化，相关政策也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案子确实在减少。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和每到年末就被各大媒体推至头条的讨薪新闻相比，当下的农民工遇到的难处更多地集中在有关工伤认定、人身伤害的赔偿、加班费、社保和随意解除劳动关系等方面。孙蓉以近期代理的一个案件为例，讲述了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维权之难。一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农民工，去一个工地打工不多久，腿就被设备砸伤了。如果想要拿到工伤赔偿，跟张立柱一样，他还是必须首先与被告方认定劳动关系，然后做工伤认定，继而再做伤残鉴定，最后再确定赔偿金额。可别小瞧这一套程序，“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平均时间是三年”，孙蓉说。最终，因为躺在病床上的那位年轻农民工急等着医疗费，他的母亲选择了人身伤害赔偿。后者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远远小于前者。

对于当今农民工维权难的状况，孙蓉认为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企业违法成本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为讨薪打官司到最后，即便在胜诉的情况下，也依然只能拿回被拖欠的薪资，这期间的误工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基本上都是自己承担。对于拖欠工资的单位，法律的惩罚力度还不够。”此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和农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识薄弱，也是造成农民工维权难的部分原因。

   农民工话语权在上升，但法律意识依然薄弱

相比于前几年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多发，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也感觉到这两年来明显减少了，不过他更愿意将其中的原因置于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去思考：“这些年来，劳动力的市场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了。在过去，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而近几年，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劳动力逐渐转为稀缺，企业也出现了用工难的问题，作为劳动者一方的农民工群体的话语权得到提升。”

但是，关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王建康认为依然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去关注的问题。“农民工就是农民的精英分子，离开地头，走到城市来从事非农产业，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化，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规模农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王建康说，“因此，农民工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永秀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白永秀认为，包括欠薪在内的农民工权益受损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分为两种情况去对待，一种是恶意欠薪，“企业老板挣钱了，但利欲熏心，不给农民工合理的工资，这就属于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一种是客观原因导致的欠薪，“由于整体的经济或是行业利润下滑，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欠钱属于无奈之举。这两种情况，解决起来各有各的难度，政府得区别对待。

另外，白永秀表示，农民工权益的难维护，有部分的原因也与农民工群体法律意识的薄弱有关。他们初次来到城市，容易被高工资、高待遇的幌子给骗了，发现被骗之后又由于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不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如何提高几亿农民工的法律素养，对于政府和社会都将是一个长期值得思考的问题。

“归根结底，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需要放置在整个中国依法治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只有当全社会都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和遵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维权难题。”陕西省律师协会办公室主任申从军说。

新闻推荐

西安为高校发放校园招聘补贴

本报讯（记者李艳实习生张森韬）3月18日记者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今年，西安市将为普通高等学校发放校园招聘补贴，鼓励支持高校积极开展校园招聘活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申请校园招聘补贴的条件为，西安区...

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