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的近现代演进

    西安市社科院课题组

中日近现代关系的转变，是在西方近代殖民侵略背景下展开的。日本为摆脱被殖民的命运，积极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同时，还效法欧美殖民势力，推行武力征服，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昔日的老师——中国。

 一、“脱亚入欧”战略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推进

日本近代的兴起，肇基于“脱亚入欧”战略。

明治维新前期，日本首先师法荷兰，“兰学”一时成为日本的显学，海上贸易也成为其倾力发展的主要领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界领袖们走访欧洲，有东洋俾斯麦之称的大久保利通执掌日本政府后，大力推动日本工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其继任者伊藤博文为摆脱国内危机，极力扩军备战，1894年，发动对朝战争，进而击败满清政府；1895年，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获得了2.315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五年的财政收入，被投资于工业生产及进一步扩军备战。

战争获得的巨额利益，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1900年，日本伙同英、俄、法、德、美、意、澳，发动侵华战争，成为侵华的主导力量。《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赔款本息合计9.82亿两白银。如此豪夺，大大增强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

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展开激烈争夺战，日本获胜。

通过对外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蓬勃发展。西方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乘机攻占济南，侵占了本来由德国管控的中国山东胶州湾地区。1931年，又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满洲国”，并于次年进攻了中国近代工商业龙头城市上海，为宰制大中华作准备。1937年，再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完全忘记了两千年的中日友谊，彻底解构了传统中日交流的体制，欲以西方殖民体制主导亚洲。

   二、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理论溯源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理论可以追溯到江户时期。当时，本居宣长提出神国论，宣扬“日本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天照大神即太阳”，日本是“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1823年，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在他的《宇内混同秘策》中也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要求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主义，所有国家要受日本神道的影响。他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1855年，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在《狱是帖》中指出，“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这一“补偿论”思想，被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也奠定了数十年后日本致力于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

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政治纲领。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要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

1869年1月，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提出，将朝鲜首先作为兴师问罪的大方向，从而“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此后，西乡盛隆也力主征韩。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他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他的这一理论直接推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1925年，作为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延续和具体化，松冈洋右大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日本进一步侵华制造舆论。

1927年6月13日，“东方会议”催生了田中密奏日本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确定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1928年，石原莞尔提出“石原构想”，把战争的对象直接瞄准中国，以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政府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1940年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第一次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日本在内阁设立大东亚省，并且于1943年11月5日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宣言》。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自1894年到1945年，日中两国的关系变为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中华大地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中日关系走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

三、“冷战”政策复活了日本军国主义力量

二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格局。为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美国利用它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保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很轻微。1948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总部释放了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1949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又指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以冈村宁次为首的260多名在押战犯。1950年3月7日，又宣布日本服刑的战犯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重返政坛，军国主义实力得以保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利用日本国力，抛弃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对日讲和应首先由美、苏、中、英四国外长讨论一致的原则，将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明确了不结束日本与苏联、中国的战争状态，更没有解决战后战争赔偿、领土等问题。《旧金山和约》使日本逃脱了反省谢罪、损害赔偿和归还领土的战争责任，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潮泛滥提供了契机。

美国不但未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思想上的清算，还将日本政府机构全部保留（保留了几乎全部局级以下领导），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政治体制机构几乎未受损伤。美军侵朝期间，日本原有的军需工厂也恢复了生产，为美军生产枪炮子弹和军需物资。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本应支付的战后赔偿转变为对日经济复兴的援助。日本残存的军力也得以保存：1950年7月，以日本现役军人为基础的7.5万余人被改编为警察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将海上保安厅扩编为1.8万人，这成了后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前身。到1952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多达60多个，他们都主张为对外侵略翻案。美国为了冷战需要，甚至不承认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使日本多数青少年只知道本国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而对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

最近几年，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安倍政府依托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实力，以美国战略东移为背景，以钓鱼岛为借口，不断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与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搞联合军演，伺机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再次走上扩军备战之路，致使中日邦交关系日益走向紧张。 

（执笔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曹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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