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奇
陈忠实先生走了。
2016年4月29日,当时钟指向7时45分时,古城西安的空气凝固了,空寂替代了一切。行走中的人们眼目呆滞而凝重,微信短信铺天盖地,电话电信铺天盖地,追思堂的花圈铺天盖地,媒体的悼念文章铺天盖地,“我与陈忠实先生在一起”的征文铺天盖地,逢人到处说白鹿,言谈必及陈忠实,虽然《白鹿原》电视连续剧尚未播出,但人们心目中的“陈忠实”电视连续剧已经展播。
这种耳闻目睹的情感行动过去只是在伟人谢世时出现过,而今却成了盖棺定论的提前反应。为此,我专门查了“盖棺定论”一词,意思是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会出现客观的定论。此词最早出自唐朝韩愈的诗《同冠峡》和明朝吕坤《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如果说,过去我只是从肤浅层面认识到先生是一个可敬、可爱、可亲的文学大家,那么当下我认为先生堪称当代的文学巨匠了。
人格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人,没有一个好的品格,何言文格。我认识先生二十年了,接触时断时续,我的态度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先生有事时,我也曾连夜跑过路。先生是个大好人,是一个学养才情深邃且有血有肉有风骨的大文人。这儿,我说三件小事,就可一斑窥豹。2014年秋,先生告诉王锋说,叫几个朋友在荞麦园吃个饭,好长时间没见了。并明确通知贾妍、刘炜平、远村、史星文和我。我事先和星文通了话,我画了一幅无量寿佛,星文写了一副八尺对联,以期先生健康延年。吃饭间隙,先生突然不对劲了,眼睛闭着,嘴里“唉嘘嘘、唉嘘嘘”的小声嚷着,沟壑纵横的脸顿时变了形,在场的人都慌了。我问先生办公室的杨主任,先生过去有这情况吗,杨说,没事,一会儿就好。我用左手扶着先生的胳膊,右手轻轻地在先生的胸口扑索着,贾妍在先生的背后慢慢地拍打着,大约一分钟左右,先生长出了一口气,说,不要怕,我有时会出现瞬间短路的现象。我为先生带病念情而感动,而心酸。结束前,我出去买单时,先生晴朗的脸上起了云,大声说,我请客就是我请客,你们谁也不要管。我只好退而回之。2015年夏,天热得人丢盔撂甲,成德文化公司老总张凯打来电话说,你认识忠实先生不?我说认识,啥事?他说想叫先生签几本书,我问,啥书?他说《白鹿原》。我说让我联系一下,怕打扰先生,先发个信息刺探军情。不一会儿,先生电话来了,问,宗奇,你有啥事?我说朋友想叫你签几本《白鹿原》。他说,行。大热天的,你就不要过来了。我说,那咋行,我也过去看看你。他说,你想来就一起来。我一出门,好家伙,两男一女连抱带挟,弄了50本《白鹿原》。我见到先生不好意思,说,喜欢你的人太多,没办法,劳驾了。先生哈哈一笑说,没事没事,有一次签的比你这还多。先生倒了茶水,说,你们坐,我慢慢签。张凯还要让写上受书人的名字。我说,太麻烦先生了。先生说,人家叫写上咱就写上,这可怕啥哩?好不容易50本书签完了,他笑了,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喘着粗细不匀的气。我却从先生消瘦的身躯和疲倦的面容体悟到了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大名人难上加难。签完书,来的几个人还要和先生单个合影,先生嘿哧一笑说,夏不拘礼,你们照上半身就行了。说得大家都笑了。2016年春,也就是4月30日,先生追思堂现场有这么一个镜头,“天下第一面”的老总用盘子端着先生平时爱吃的几种面,徐徐向灵堂走去,盘子下方坠落着的白纸上写着“陈老师平时爱吃的这几样面,今天给你送来了,祝你一路走好。”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当我再一次拿出《白鹿原》珍藏版时,封面上的造像好似为先生而作,仿佛先生在天堂仍然牵挂着“文学活动期”(‘文学活动期\’是先生在弥留之际的遗言),看着看着,我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哭一个用生命抵达文学彼岸的不朽老人走了,我在哭中华大地上的一座文学大山倒了,我在哭为文学神圣而前赴后继的男女信徒的虔诚,我在哭求天地应当用宽阔的胸膛和有力的臂膀,去呵护在文学弄潮中大善大爱、大智大勇、大作大为的先贤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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