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公共精神”是城市治理的当务之急

杨建科 当前，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失衡，社会建设滞后，不少人抱怨眼下的社会缺乏信仰、缺乏信任，没有公德、没有情义、没有精神，一切都被物化绑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墨家提倡的“非攻兼爱”被当下人们的“相互防备”替代，等等。可以说，信任、公德、伦理等不是现实社会人们的主流意识和行动特征。这些公共性的缺失在城市社会中更是体现得明显而集中，人们生活于其中、感受于其中，对此陷入集体痛苦却又无奈的境地。

为此，城市社会治理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追求自由和责任担当的公共领域，以此来培育公共精神，制衡个人主义，引导公共生活。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与整合机制的转换。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了无序，是因为社会转型与城市社会治理中公共性意识和公共行为的双重缺失。公共性缺失主要表现为维系社会团结的信任的缺失。在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社会学界的大量信任调查表明，大部分居民对基层政府、医院和法院等体制化的机构的制度信任较低，对社会上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也较低，只有对自己亲属和朋友的特殊信任维持较高。这表明，在个体意识与行动逻辑上，基于血缘、地缘和友缘联系而结成的强关系网络，依旧是个体行动的主要维系。这种行动的价值导向主要是产生于“熟人社会的集体意识或者集体情感”，这种集体意识的功能就是维护熟人社会的强关系网络。这也与农业经济和前工业时代经济不发达，社会生活分散且同质性强，社会整体流动性不高的特征相符合。

然而，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生的现代都市社会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用“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来描述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前一种社会因为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团结与秩序靠外在的集体意识来维系。后一种社会因为经济和人口增长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将个体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成了分工链条上的环节，彼此相依而存。分工不仅使作为熟人社会黏合剂的集体意识开始瓦解，多元社会分工成了新的社会黏合剂，分工的深化与细化也分化出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分工产生异质性，另一方面分工越细整合的需求就越强，体现有机团结的城市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第二，现代城市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公共治理之道。

基于内生的大规模异质性、跨区域流动性和个体匿名性的特征，现代都市社会的团结与治理也必定不同于熟人社会的治理之道。伴随着熟人社会的解题，与现代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是公共领域的发展与成长。阿伦特、哈贝马斯先后提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追逐利益的市场，公共领域是人们围绕公共事务，能够自由的表明和交换不同意见的开放的共同场所。阿伦特将公共领域明确定义为开放的共同场所，认为公共领域就是议论和交流的公共事务空间。阿伦特的这一观点也影响到了哈贝马斯。后者将公共领域理解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人们为形成某种公共性的事物而集合在一起，公共意见得以形成。这一点很重要，匿名化的现代都市社会，没有了依托于熟人社会的集体意识，整合人们集体行动的意识、观念、规范就要通过公共领域生发出来。公共领域可以消解社会个体的自私、贪婪与偏执，公共领域的互动形成的公共理性能帮助社会公众形成自律性、批判性和公共精神，当然也有助于公共道德、公共伦理和社会信任的形成。哈贝马斯曾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只有构建起社会公共领域，才能培育出具有真正批判性的社会公众，才能超越个体私利，塑造公共道德和公共伦理，也才有助于实现城市社会治理的目标。葛兰西则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东西，即一个国家人们所信奉的和尊崇的一套生活方式理念与习惯。这些理念通过特定的机构（非官方的各类组织、党派、工会、学校）和技术手段（教育与大众传媒）实现，他认为，市民社会不再单纯的是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是经济系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系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系统并列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生活理念”系统。

为此，城市社会治理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追求自由和责任担当的公共领域，以此来培育公共精神，制衡个人主义，引导公共生活。

第三，拓展公共空间，建构公共生活，促进治理自觉。

诚然，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成就斐然，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居民公共意识和公共行为的现代性转型。一方面因为我们过度注重经济发展，用经济维度包办其他领域。从当下中国社会公众的价值观看，追求金钱和财富几乎成为全民共识。这种高度物化与简单化的价值观把对公共精神的追求消解了，导致了公共精神的退化。因为公共精神需要超越精神、自由人格，追求崇高与卓越。按照卢卡奇的物化观，过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将各类社会关系都物化了，连人的精神也被物化了。看起来大都市人们的居住行进熙熙攘攘，但是实质性的联系却如马克思描述法国农民时所言，是“一麻袋土豆”，不但相互没有关系，而且相互防备。“一麻袋土豆”表明，城市基层社会的原子化和无组织特征明显。所以，我们到处看到的是，有人公然践踏公德，其他人集体视若无睹。如公交车上一小偷行窃，但却全车沉默。

为此，培育和建构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公共性的建构首要在于拓展公共空间。有了公共空间，就有可能促成公共活动，有了公共活动和社会联系，公共精神、社会信任和道德伦理就可能在互动中生长出来。形成了公共精神就会对社会大众个体行为的自律产生约束，社会公德也才有了土壤和保障。当民众对个体行为产生自律，对公共精神形成认同，在行为上自觉内化和遵守，则基层社会的治理的内在驱动就成为可能。

拓展公共领域可以有两种途经，一是建构公共物理空间，二是建构公共社会空间。前者如图书馆、街角花园、人行廊道等，这些公共空间的要求不是大规模、中心化，而是小型化、多样化和分散化，是要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不贪大求全，真正嵌入社区生活之中，成为社区居民方便到达和容易介入的公共场所。中国大妈的广场舞驰名世界，从公共性建构看，广场舞的场所凝聚了中国大妈集体互动的行动，这种公共活动和信息沟通又促成了大妈之间的相互融合与集体归属，也极容易产生这个群体的共享价值观。通过大妈广场舞，每个大妈身后的家庭、孩子也产生了联系，联系的扩展与深化增加了居民对社区的融入和认同。社会治理的目标也随之达成；另一种社会空间的塑造则是要通过创造新型的社会组织，以公益、志愿、服务和社会生活的名义，广泛培育社会组织成长，让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目标和平台为参与者提供了发展自我与服务社会的机会，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活动也生产出了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个平台和联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社会空间的生产。基于社会组织的平台和联系也当然会生成公共行为的价值和准则。如环保和绿色组织建构成员共同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志愿者组织建构了成员服务利他、奉献担当的意识和行为，等等。

地产造富的时代，房地产业的扩张将有限的城市公共空间压缩得所剩无几，城市中心广场、大型综合公园，嵌入城市社区小型、分散、多样化的公共空间才是塑造公共性的活的载体，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要通过留出公共空间，推进公共生活，激活城市社会治理的内在驱动力。要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社会治理的单向化体制，单一化主体，面向服务和公益的事项，通过培育、鼓励和建构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建构社区层面的社会自治组织和机构，通过开拓新的社会空间，增加社区社会资本，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自觉。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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